題記：任正非引用一個外國將軍的話說：“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在小學講臺上完成的，最廉價的國防是教育。”

一、從歷史經驗教訓的政治意義看意識形態建設的必要性，從新時代社會發展的經濟價值看意識形態建設的必要性，從民族根本利益長治久安的文化機制、模式看意識形態建設必要性。

1、從世界歷史的進程上看，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經歷了兩大國際運動。

從世界歷史的進程上看，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經歷了兩大“國際運動”。19世紀興起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顯性的)，20世紀興起的是所謂的國際文化“普世價值”運動(隱性的，實質為文化霸權主義運動)。與馬克思在19世紀發現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創立了政治經濟學一樣，20世紀西方的學者發現了文化價值，并由政治家轉換為國家文化戰略，我把它稱為是“政治文化學”。這兩場運動對一些國家或民族來說是一場大動蕩。19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就了世界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社會主義蘇聯，而20世紀西方國家文化戰略則解體了社會主義蘇聯。特別是20世紀這場政治文化學下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到今天愈演愈烈，其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場較量。

20世紀這場發起于西方的“普世價值”運動，隨著美國以艾森豪威爾、杜魯門、杜勒斯和布熱津斯基等人“和平演變”的鼓噪，其“國家文化戰略”上的最高表現，就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寫的《1999不戰而勝》。不要天真地把這些喧嚷當成是所謂的學術理論宣傳，其背后隱藏著大量的實際行動。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簽署了秘密的總統75號訓令，即顛覆共產主義國家。由此，特別撥款8500萬美元在未來兩年內培植“第五縱隊”。另外還撥款1780萬美元控制相關國家的工人運動，撥款550萬美元用于出版和發行批駁“馬克思主義辯證哲學”的印刷品。其最大的收獲是，甚至連美國人都沒想到，最后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成了“第五縱隊”成員。正是這位戈爾巴喬夫幫助西方完成了顛覆蘇聯的蘇東劇變。

實際上，當年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對此已有洞察，并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措施。1959年11月12日杭州會議，毛主席提醒說：“美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事實的確如此，美國統治者高層不打自招。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副總統彭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聲稱，“蘇聯垮臺之后，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說，二戰以后，東西方較量的主戰場已由軍事冷戰加意識形態戰，轉化為經濟熱戰加意識形態戰。2021年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他上臺伊始就拉攏和強迫西方陣營對中國進行“結盟冷戰”。默克爾表示，“結盟冷戰”，是美國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在外交上的一個新型的提法。它是“一個國家反對另外一個國家崛起的，最赤裸裸的表述。”西方的“特洛伊木馬”已經開始發力，從亂港份子的瘋狂打砸搶燒殺，讓我們看到“原本隱性”的意識形態戰從未有過這樣地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喧囂，這雖然不是最后的決斗，但是對其最后的掙扎不能掉以輕心。這個邏輯切換，不是比誰更強大，而是比誰先出錯，特別是出顛覆性、重大戰略性錯誤。尤其是意識形態這個最核心的戰略根基，容不得分毫動搖。2013年10月08日習近平在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一部世界史，就是四大文明流域的交融與較量、民族征服與反征服的歷史。在相對野蠻階段，是以軍事征服和殺戮為主要手段。在相對文明階段或者遇到相對強大的對手時期，是以思想意識形態征服為主要手段。最后所有真正的征服，都是文化的征服。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源于文化思想認同。政治和軍事只管人的行動，而文化才管人的思想。從本質上說，各國較量的最終結局，取決于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的安全，是國家、民族最核心的安全底線。馬克思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慘痛教訓，很好地解讀了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

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且不說西方“普世價值”是否成為世界共識，僅看看推崇西方“普世價值”的國家導致那么多戰爭，不管是中東的炮火，還是烏克蘭的內亂，甚至香港的“占中”“暴亂”，背后都有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干涉勢力身影。其實質是什么?請聽聽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心里話：“如果超過十億中國公民有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相同的生活模式，我們都將陷入痛苦的時光，地球就不能維持它。”特別是面對中國的崛起，2010年1月，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國情咨文演講時稱，“美國絕不能接受第二名”。2021年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以來首場總統新聞記者會上露骨地表示，在自己任期內絕不會允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奧巴馬和拜登的言論，反映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真實想法，而二戰以后的國際斗爭，就是美國不斷打壓別國的歷史。他們的所謂“全球化”，其本質就是西方資本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制造殖民地，供他們剝削和消遣。他們普適觀的核心定義是，人類是不平等的白人至上的價值觀，尤其第三世界的人是不能平等享受地球共同資源的。

再看看到處破壞國際秩序、兜售“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是如何普世的。面對過去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為全球帶來了極大的利益，特朗普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全球產業鏈當中試圖以國家或行政的力量切斷其他國家產業鏈的種種做法，他們的“動物性競爭”已脫離了人類發展的正確軌道，他們的這種意識形態就是要保持霸權主義的既得利益。

在這場霸權與反霸權的斗爭中，西方的一廂情愿，并不能左右人類進步歷史的進程。我們的研究成果發現，19世紀、20世紀世界的兩大“國際運動”，最后都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總結和成功實踐，成為號召并影響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的中國方案、中國貢獻。我們看到，黃河文化、炎黃文化孕育下的中國核心價值觀，有一個跨越古今的目標，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對世界未來的描繪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中國提出的普世價值是“和平與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這個開啟千年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是對全人類的貢獻，即對全世界各民族貢獻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場“國際運動”的結果，必然是歷史正確、道義正確的一方，最終取得正義勝利，和平勝利，人民勝利。

二戰以來，全球的主題就是一個，即“國際化”，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運動都是圍繞“國際化”展開的。科技的大發展，給“國際化”插上了翅膀。當今世界，所有問題都歸結于此。在這個大格局下，百年巨變就是“國際化”新的路徑和核心價值觀的選擇。西方“國際化”的實質是人類命運差異化即殖民主義化，中國一帶一路“國際化”的新方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場正在進行的“國際運動”較量中，我們看到，國家之間，10年之爭，拼的是領導人的能力與魅力;50年之爭，拼的是國家戰略;百年之爭，拼的是民族性格與精神，即意識形態建設。一切取決于國家和民族的高質量發展，即對社會綜合實力的要求。經濟是基礎，最終看文化。中華民族這個海納百川、包容共濟的意識形態基因和符號是源于炎黃文化、炎黃精神的奠基。我們用紅黃綠生命三原色來概述中國意識形態發展特色。黃河文化、炎黃文化是我們黃色文化的底色，“四個自信”是我們紅色文化的胎記，綠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綠色文化的調性。

繼“抗美援朝”偉大勝利后，中國在這次“全球抗疫”中再次證明，中國是一個不可以作為對手的國家。中華5000多年文明，民族意識形態的歷史積淀，中國共產黨歷經100年血與火的淬煉，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70年，建立起來的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戰略優勢，給迎接西方的挑戰和應對百年巨變打下了無可替代的基礎。

2、站在世界歷史百年巨變、千年發展大周期的新起點上，看民族的意識形態建設的必要性。

2021是新時代的開局之年，世界依然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在全球遏制。后疫情時代的中華民族，除了面對自然災害和經濟形勢的挑戰，還要面對文化形勢的挑戰。在參與自然生態的較量中，人文生態的較量也不能忽視，特別是“民心建設”仍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當下中國，雖然有著9100多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心是中堅力量，但是，14億民心的塑造依然不容忽視，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前蘇維埃失去民心毀掉蘇聯的絞痛，依舊歷歷在目。好在大是大非面前，14億中國人民還是堅定地跟9100多萬共產黨員同心同德，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長治久安的根基。

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理論指導下選擇進步道路的優秀政黨，表現出了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充分調動、發揮了舉國體制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奪取了戰勝敵人的偉大勝利。所有這一切，都是黨心民心建設這個根本，在危難時刻彰顯出了無窮的力量。尤其是黨的成熟、堅強、有力，是領導全國人民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在當下全球疫情和政治、經濟、軍事沖突的嚴峻局面下，中國作為最大的經濟體，可以維持正常地運轉，吞吐消化經濟困難的能力舉世矚目。中國之所以在雙循環下具有不壞的金身，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優秀政黨的領導是最為重要的底牌。這就是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勝利。四個自信的本質是文化自信。沒有這個中國力量，我們的國家就是被西方剪羊毛的加工場和垃圾場，我們的人民就是被西方割韭菜的打工仔。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黨領導下14億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思想基礎、群眾基礎之上的。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個標志性事件。中國制度、中國經驗、中國奉獻的威力與魅力，讓全世界“茅塞頓開”，中國智慧下中國版本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悄然到來。然而，東西方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公開較量早已開始，疫情并沒有阻擋西方少數頑固“自戀”者意識形態的惡意狂吠，戰斗正未有窮期。從20世紀起，不同意識形態設計的較量，“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詭計，世界級的“大戰較量”上半場，以蘇聯解體為階段性標志;到21世紀，這場較量的下半場還在如火如荼。這場較量將是長期的、艱苦的。確保不敗的決定因素是人，尤其是全體“接班人”，即民心。

然而，之所以稱為百年巨變，是因為從時間到空間、從生物到科技，將發生地是多維的、深刻的變化。百年巨變對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思想基礎是否牢固是個巨大的考驗，這個思想基礎就是民族的意識形態。民族的意識形態建設失敗，“舉白旗”不僅是精神受辱，全民族將淪為被“奴役”的對象，這是任何經濟建設成果都無法彌補的。2014年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面對著新的形勢和考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對中華民族的安全大事的底線來說，一是糧食安全，一是意識形態安全。人類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糧食轉基因滅種，文化轉基因滅族。

2011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和闡述了中國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六個方面高度概括了我國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價值。為此，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命題。

什么叫高質量發展，除了經濟、科技高質量，精神、文化、意識形態的高質量發展，文化的“軟實力”建設，必須“硬投入”來加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這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次要素。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是信仰和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作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素，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引領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首先要鞏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不斷夯實社會民眾核心價值認同的思想文化基礎，確保國家文化安全。我們說黨中央權威是風雨襲來時最堅實的靠山，是危難時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的根本依靠，這一重大結論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民心基礎和現實基礎。然而民心基礎作為國家安全的決定性因素，往往會受到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深層次的、潛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

為了應對百年巨變，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1月28日就做好“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開好局、起好步的重點工作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習近平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共同富裕除了是物質文化建設的目標，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建設的目標。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決定著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和國運興衰。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銘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這是激勵我們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邏輯起點和根本動力，也是永保共產黨先進性的基本保障，這就是精神、文化、意識形態的高質量。

意識形態建設就是“同心工程”，全社會要形成長期的組織動員能力，其核心是意識形態即“三觀”是否一致。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個硬指標，尤其是大災大難、大是大非面前，得民心者得天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遇到了無數艱難困苦，但我們都挺過來、走過來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這個“強大精神支撐”就是意識形態建設，只能加強不能放松，更不能放棄。

3、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和文化發展相適應的必要性。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文化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2020年文化產業要成為國民經濟產業支柱。習近平更是將傳統文化看作是“獨特戰略資源”。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化價值在市場規則體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與經濟價值、生物價值的兌換，這是文化產業出現并發展的基礎動能。從本質上說，文化是人類超生物能力的構建過程。比如當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低劣武器裝備下戰勝美軍的勝利，就是超生物能力的勝利，是“文化戰斗力”的迸發，其本質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不侮矜寡、不畏強御”(《詩·大雅·烝民》)文化內涵和民族精神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這種“文化生產力”的巨大能動性更是不勝枚舉。

盡管文化的意識形態建設是不能用經濟來衡量的，但是，文化的意識形態建設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能動性是不能忽視和放棄的。而且，掌握政治文化即意識形態主動權的政黨，更是需要在經濟中放大和促進某些意識形態活動的要素，相輔相成地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的高質量發展。黨中央明確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這個“支柱性”除了具有物質的屬性，還要具有精神的屬性。文化的高質量發展，關系到黨和國家的戰略意圖，關系到民族的長治久安。因此，文化的高質量發展首先表現在國家和民族的意志力上，就是表現在樹立自己本民族的意識形態上，而不僅僅是表現在科學技術的使用手段和經濟產出的利益上。

習近平總書記于2020年9月17日在湖南長沙考察調研時指出，“文化產業既有意識形態屬性，又有市場屬性，但意識形態屬性是本質屬性。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堅持守正創新，確保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這是習主席關于文化要素資源、文化產業兩個屬性、文化產業兩個形態的最新論斷。在充分肯定了文化產業在中華民族凝神聚氣、培根鑄魂中的價值同時，揭示了文化產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高層面和最深基礎。習主席講文創產業的意識形態屬性，實質上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載體和工具。顯然，文化產業絕不能唯利是圖，文化產品和服務地經濟屬性要從屬于意識形態屬性。

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吃住行游娛購的文化消費支出，正在不斷被文化IP賦予具有黏性的內涵。不管我們是否承認，西方的意識形態就是通過具有黏性的文化消費，不斷輸入、甚至是植入當代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之中。近些年來我國國家文化安全一直面臨著國內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自覺性的衰減與退化，以及國外文化滲透兩個方面的挑戰，嚴重威脅著我國的國家文化安全。而文化產業自身所兼具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市場屬性”，使其能夠通過文化產品的形態輸入改變人們價值觀念、精神追求等，因此文化產業的良性發展已成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支撐，以及國家綜合國力中文化力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文化產業、文化產品一定要抓住民族和時代的命脈做選題。從騰訊打造消費主義流量的“泛娛樂”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文創”，從“范冰冰現象”到“國家英雄”的樹立，從“資本控制”國民情緒到回歸民族精神控制國民情緒，我們看到了意識形態在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

這種撥亂反正，不能說是及時的，但是極其必要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的開發與當代中國的價值重建，要在統合社會主義和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深植價值信念的基點，而不能任由資本邏輯全面瓦解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如今在互聯網的“快速切割”和經濟的“沉重撕裂”下，江湖上充滿著“驚詫”“敵視”“忽略”“遺忘”等迷茫，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在被侵蝕。專欄作家黃章晉有篇文章叫《在隔壁的中國，那些孩子已經長大了》，說的就是這種民族統一意志的割裂。對于老百姓來說，文化產品描述的中國華夏文明不能只是個遙遠的傳說，或僅僅滿足于被加工成孔子老子的只言片語，我們不能遺忘文化產品的“超級力量”和影響。比如，近現代中國唯一一次讓全國的老百姓都擁有了精神氣，就是《毛澤東語錄》的傳播，億萬人擁有這個東西，如同雨后春筍，讓人們意氣風發地站了起來，這就是中國意識形態文明在近現代第一次大規模普及到幾乎每個人。如今，幾億人刷屏王寶強離婚案和爭寵小鮮肉這種泛娛樂文化運動，這種資本戰勝意識形態的惡疾，背后中的就是西方和平演變的蠱惑，細思極恐，讓人驚出一身冷汗。

我們的文化作為支柱產業，不能讓華夏意識形態束之高閣，不能作為小圈子里放著落灰的文獻，要讓每個人知道，我們在秉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讓意識形態成為每個中國人內心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圖騰。我們的文化產品要把少數精英的憂郁和焦慮，較變成大眾的，尤其是青少年的憂郁和焦慮，這是我們經濟領域、文化產業面臨的意識形態任務。

4、保護、傳承、弘揚炎黃文化的機制、模式與中華民族的培根鑄魂的必要性。

國家和民族的命脈不僅僅在于軍事、經濟，更在于文化。黨中央制定文化大發展的國家戰略，就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政治。文化戰略，不僅僅是詩和遠方的浪漫，它更需要表現出樹立民族信仰、傳播民族文化的教化功能。習近平總書記謀劃治國理政的文化大發展戰略，多次提到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文運興則國運興，這些都是偉大復興中國夢最根本的邏輯起點和內生動力。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必須認清面臨的思想理論和實踐任務。在思想認識層面，目前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對當代主流精神價值的把握力不足，即精神導向的不足;二是對精神文化地標的認識力不足，即物理(景物情理)導向的缺失;三是文化價值的創造力不足。

在文化價值的創造力層面，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中國文化戰略必須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在制度層面，國家的文化意識或文化自覺，以及文化與經濟的關系需要系統性的構造;在精神層面，倫理型的中國文化期待一場新的倫理復興和倫理覺悟，以及民族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再造“運動”。因為一個時期以來對民眾信仰、信任、信心的破壞之重、影響之深，用輕描淡寫的所謂教育，己不足己挽回急速滑向崩塌的“三觀”。因此有必要拿起歷經5000多年風雨檢驗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武器，保護、傳承、弘揚炎黃文化的意識形態。其精神標識是祖宗崇拜，其紐帶是血脈根親，其機制是倫理禮法，其當代價值是“凝神聚氣”“培根鑄魂”。

炎黃開創的華夏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模式，找到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在四大古代文明中獨存的解碼器，這就是海納百川包容共濟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和文化生態。中華民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炎黃開創的文化歷史延長線上展開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炎黃文化是誕生于農耕文明下的世俗主導型文明，是一個有祖宗崇拜傳承的文化。“培根鑄魂”“凝神聚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主軸。中國人自古就有借祖宗和神靈來安慰自己的社會信仰機制，中國人對天發誓與對祖宗發誓兼容并蓄。

意識形態是人的立場、觀點、方法，首先就表現在信仰上。人如果有了信仰，就會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信仰就是心理依賴、族群凝聚，是人類各民族皆有的最基本的意志。國家認同源于民族認同，民族認同源于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就是意識形態的認同。中華民族是個有信仰的民族，中華文化是個有信仰的文化，這個信仰的特點是，黃河、黃土地、黃皮膚是中華民族的底色，母親河兩岸血脈根親的姓氏是中華兒女的胎記，姓氏尋根這個揪心的鄉愁是5000多年文明傳承的調性。黃帝、炎帝、蚩尤三位先祖的偉大功績，一是以統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解決了華夏民族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現實工具問題;二是以血緣、姓氏解決了中華民族的信仰和紐帶的歷史傳承問題。

英國思想家培根《論真理》里中有一句哲學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人存在時萬物存在，人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萬事萬物都是依賴于底層法則和底層結構才得以運行的。黃河文化給中華民族確立了底層法則，炎黃文化給華夏民族建立了底層結構，血脈根親是這個法則和結構的最基本構成，即源于黃帝、炎帝、蚩尤三祖建立起的氏族血緣根親的認同。

從社會組織上看，黃河文化、農耕文明下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決定了血緣根親文化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形成了具有濃郁東方色彩的倫理文化，以至于影響到后來的上層建筑。5000多年年的中國，除了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等維系大一統外，還有一只看不見的倫理的手，在牢牢地控制著中華大地上的蕓蕓眾生。血脈根親是中華文明5000多年傳承的一條主線。這條主線在奴隸社會表現為社會心里依賴，在封建社會就表現為社會倫理秩序，在近現代社會表現為社會族群凝聚。新中國成立前，3000年的奴隸社會、2000年的封建社會，根親、血緣、姓氏、聯姻、通婚文化的形成，產生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意識形態，以至于封建社會有“皇權不治縣下”之說。我們看到，治理縣下，一般都是由族長擔任鄉村領袖，維系、協調一方。族長的權威源自血緣根親，其治鄉理念亦是源于血脈根親的倫理，在宗祠、家廟處理最高事務和裁決終審。在其手中，政權制度、法律制度都弱化了。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從鄉村角度講，實質上很大成分是血緣根親“自治”。這種“自治”主要靠的不是政權、法律，而是用“家法”倫理維護社會秩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局面。

在這個倫理觀教化下，形成人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底線，他可以沒有任何主義和理想，但是，他不能沒有血脈根親;人們可以不講主義和理想，但是不能沒有對血脈根親的信仰。特別是2000年封建社會的儒家治國，講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如父子，是用血脈根親關系維系或鞏固政權關系。孔子復禮的核心紐帶是倫理，倫理的核心紐帶是血脈根親，血脈根親的核心紐帶或標識就是源于三祖的氏族與姓氏。這就是黃河文化、炎黃文化最傳統的治國理政生態內涵。

從家庭組織上看，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這個倫理型文化的特點、結構和體系可以概括為三條主根、兩條主脈。三條主根就是以黃帝、炎帝、蚩尤為代表的血脈根親氏族社會，最終由黃帝完成了大一統的氏族部落邦國的建立，形成了中華民族原始的文化共同體，即民族意識形態。兩條主脈一個是“把生命照看好”，另一個是“把靈魂安頓好”。可以說，中華文化的一切根底，中華民族發展動力的一切根底，就是兩句話：把生命照看好，把靈魂安頓好。把生命照看好，因為有了孩子，子子孫孫都生活在希望和未來之中;把靈魂安頓好，因為有了血脈根親的紐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傳承之中。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就是，上要對父母祖宗負責，下要對子女兒孫負責。生生不息，代代相傳。這個意識形態既是維系中華民族5000多年香火不斷的尊老愛幼的美德，更是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有效體系和機制。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樊浩教授組織了全國性大調查，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倫理型文化的內核并沒有根本改變。盡管城鎮化和獨生子女化，但是中國人光宗耀祖、蔭及子孫的倫理觀念，這個根親文化、家國文化的主流依然流傳。每年春節，全國各地的人都回家過年，這就是以根親文化為基礎的倫理文化的延續和最真誠的最真實地表現，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歷史基因，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當代基礎。回憶鄉愁不是倒退，是回望源自祖先的靈魂，尋找回家的路。過年回家，這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這是心理依賴和族群凝聚的最好表達。

但是，應該看到，春節回家和傳統迎新年的文化習俗等傳統文化力量正在隨著“現代化”的格局構建而減弱，其直接結果讓我們看到新的社會生活形式正在動搖倫理根親的基礎。為此有必要成立專業委員會，組織傳承、實施傳統民俗、倫理活動。思想上的認識，離不開組織上的保障，這樣才能有效地抓住行動上的落實。

從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中華文化地起源來說，炎黃文化故里是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炎黃二帝聯合戰敗蚩尤，一統天下，開創了華夏民族立起來的模式 ，開辟了華夏民族生存與發展5000多年的道路，開創了世界獨一無二的、中華民族原生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后人將這些成果概括為炎黃文化和炎黃精神。炎黃文化和炎黃精神是中華民族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邏輯起點和內生動力。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從炎黃文化故地啟程展望，就厘清了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在100年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就是源于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傳承炎黃開創的生存模式、文化生態下的中國人，在進入到工業社會時代，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又引進并拿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武器。這是時代進步給炎黃模式和生態賦予的新的使命與內容。炎黃生存模式、文化生態一直在海納百川、包容共濟中生存、發展。而且，炎黃模式這個本土原創的文化生態一直沒有被消滅或被取代。2021年3月22日下午，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習近平指出，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意識形態的安全就是如何傳承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信仰，維系血脈根親的凝聚。蘇聯解體的悲劇、亡黨亡國的教訓，應該教會了我們。重蹈覆轍已不是悲劇，而是愚蠢了。一些所謂的“文化精英”在西方思想影響下文化立場和文化心理的轉變，也是教訓深刻的。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內在邏輯告訴我們，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精神文化世界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最根本的問題。民族文化出了問題，被消滅的民族是回不來的。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大國，族群凝聚、集體認同、統一意志，是5000多年中華民族的基石，是四大文明古國在東方獨存的內在根基。人心亂，族必亂，國必亡。世界歷史上被滅掉的三大文明古國就說明了這一點。

民族信仰還是民族修復的標準。海納百川、包容共濟下的民族修復機制，是炎黃文化留給中華兒女的一筆寶貴財富。中華民族的信仰源于根親血緣，根親血緣源于黃河文明農耕文化的集體勞作。黃河文化源于先民的心理依賴和族群凝聚，源于農耕文明共同抵御天災人禍的和合相聚。在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下，許多國家的滅亡與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復的失敗。因為有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復的標準，因為有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復的能力。當中國在19世紀中期遭遇到歐美列強的沖擊時，已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連續歷史的偉大文明，無論遭遇到的什么樣的挑戰和沖擊，甚至是血腥的殺戮，中華民族歷史深處那種“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的文明自信、文明自覺、文明自強都不曾消失。

如今，世界各國之間的交融與較量，其本質就是生存與發展模式的交融與較量。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我們看到，炎黃文化的傳承，非常清楚地從文化自信的角度，特別是以其生生不息的靈魂，回答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提出的四個講清楚。可以說，炎黃文化的傳承也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提供了歷史根基、當代價值。炎黃文化的傳承同樣是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中國貢獻的邏輯起點和內生動力的重要組成。特別是炎黃開創的“海納百川、包容共濟”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和文化生態，為中華民族的“國際視野、人類高度”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而這一點恰恰是毀于異族異教殺戮的、其他古代三大文明欠缺的文化智慧與文化力量。

二、從民族的千年夢想與國際的百年巨變，斗爭的復雜性、艱巨性，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緊迫性。

1、從中華民族21世紀面臨的最大、最緊迫的挑戰，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緊迫性。

2020年春全球新冠病毒大爆發，美國著名政治家、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發表題為《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文章，文中說出了他的立場和擔憂：“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需要捍衛和維持他們地啟蒙價值觀。如果全球從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縮，將導致社會契約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瓦解。”西方國家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西方社會利用我們國家聚精會神搞經濟建設的這個時機，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不宣而戰”，謀求“不戰而勝”。清代龔自珍在《定庵續集•古史鉤沉二》中說道：“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西方勢力勾結我國國內所謂“持不同政見者”里應外合，辱沒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辱沒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搞所謂的“顏色革命”，企圖顛覆我們的信仰、信任、信心。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所言：“意識形態同一切觀念一樣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國民士氣以增強一國實力，與此同時又能削弱敵國斗志。”

撫今追昔，“談古”的目的是“論今”。黃帝時代倉頡造字鬼夜哭，說明文明對傳統沖擊之烈。如今新時代科技、知識、信息的爆炸，雖無鬼夜哭，但是落后不是以時期為計算單位而是以時代為單位計算了。我們看到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撕裂”具有了巨大的“不可控”性，文化和宣傳輿論領域的價值和作用，不是重要的，而是決定性重要的。2006年哈佛大學凱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烏托邦》中提出了“信息繭房”的概念，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編制的“信息繭房”。美國反科技“狂人”希爾多·卡辛斯基曾在《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一文發出警告：“工業化時代的人類，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機器控制，就是被機器背后的少數精英所控制。”

中美大國博弈，暴露出我們很多軟肋。思想和理論戰線，我們其實處于守勢。其中一個致命軟肋就是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我們不舉旗亮相正面引導，必有“邪教”乘虛而入。當我們明白過來的時候，“港獨”已經上街打砸搶燒了，“臺獨”蔡英文已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了。從“港獨”禍港殃民到“臺獨”蔡英文再次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充分說明意識形態安全已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了。美日韓通過聯合建立網絡霸權，已經形成了一個影響港臺、滲透港臺以及控制港臺的意識形態輿論同盟，而且早已牢牢深入了港臺群眾，抓住了港臺群眾，帶走了港臺群眾“思想節奏”。這就是為什么90%的臺灣年輕選民都把選票投給了蔡英文的原因。

美國從建國到如今在全球的窮兵黷武，他們所謂的民主、自由、公正、普適不僅僅是打出來的，他們要用輿論維持享用這種血腥的道義。他們的影視、政客日常的叫囂都是這些意識形態宣傳。可以說，思想教育，在美國一刻都沒放松過。相比之下，中國僅僅只是升國旗、唱國歌，就有人吐槽說是洗腦。

我們已經有所警惕，我們必須有所作為。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曾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我們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領域斗爭要敢于亮劍。特別是擔負著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使命和維系中華民族優秀基因傳承的中國共產黨，信仰、信念、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都是決定性的。習近平2018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大考和世界性的經濟下滑，很好地教育了世界人民。甚至來自西方意識形態陣營的核心人物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在2021年初的達沃斯論壇上，發表了一個令西方世界震驚的新觀點：“在當前的環境下，資本主義模式與開放經濟行不通了。”這次達沃斯論壇，以中國為首的世界主要國家元首的觀點，形成了否定舊規則的基本共識，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需要清醒的是，美國不行了，不代表我們自動就行了，我們還有短板和隱患，尤其是所謂的“精英們”滿腦子美國灌輸的東西。原美國海軍情報中心主任湯姆·喬說：“拉攏中國名人作家是一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行動，收買中國文人十分容易，只要答應他們在海外刊物上發表文章就行了，乘機鼓勵其重點揭露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并緊緊抓住不放。”今年2月20日，侮辱英烈的大V“蠟筆小球”被刑拘，新華微評就此發表評論，用了一個罕見的詞匯“言論資敵”。可見，所謂的精英們真的成為了“第五縱隊”。

隨著網絡的傳播，“精英們”給當代青少年造成的“三觀”和民族感情的傷害，已經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更不用說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偉大進步的中國共產黨的惡毒攻擊，更是下流橫行。這種狀況不能任其蔓延，必須馬上以強大的思想意識之力，為中華民族培根鑄魂，凝神聚氣，否則真的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2、我們不想動搖別人，我們只想堅定自己。我們不需要別人指手畫腳，我們需要樹立自己的航標燈。

打鐵還需自身硬，從根本上講是要做好自己。美國霸凌主義無法阻擋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的繁榮和興起，因為這些產業的背后是一整個國家的工業體系、政策體系、教育體系等諸多方面的結晶，沒有幾十年根本無法撼動。而真正能夠讓一個國家垮臺的是自身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重大失誤甚至是顛覆性錯誤。因此，站在歷史正確、道義正確的一邊，上下一心，堅定信心，堅守底線，保持定力，這些都需要堅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建設。中共十九大提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但是目前對人民有信仰的認識和實踐力度，尚難以滿足百年巨變和千年復興的中國夢的需要。信仰、信任、信心危機是中國夢的最大瓶頸，沒有了“三信”，我們就只剩下夢而沒有中國了。因此意識形態建設的文化著力點在動線上、在流程中，一定要看得見、摸得著地推動意識形態建設。

西方的拜神和東方的拜祖，都有“地標”做載體。美國紐約的所謂自由女神像這個“物理地標”，是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航標燈。我們也需要華夏民族意識形態的航標燈。中華根民族魂是全球華夏兒女的共同倫理信仰。在當下互聯網便捷聯系的時代，中華兒女更需要一個共同的精神地標，供全球華夏兒女“回家看看”。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價值是，起于文化認同，終于政治認同。所有的思想理論宣傳，已在精神領域里樹立了燈塔，但是，在全民宣傳教育中，還需要一個物理燈塔，這個精神仰望和思想寄托的載體不是虛無的，要實實在在地給人們在眼前樹立起中華民族的航標燈。這種精神地標，就是培養意識形態的工具，它是用實物、用實事來培養樹立價值觀，而不是空談口號，我們缺的就是這些實事和實物。如果沒有這些載體、沒有實事和實物，那么我們現在宣傳的多數都是空談口號。

新時代、引領時代需要精神的物理地標。以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代表地全國各地的英雄紀念碑，是革命文化的地標，起到了非常好的教化作用。可是中華大地上到處聳立的更多的是外來宗教造像，我們的民族情緒是靠外來偶像帶節奏，還是靠中華始祖帶節奏?這種爭奪和較量是繞不過去的。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曾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說：“對一個傳統社會地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

目前炎黃文化故地的文化建設有底色無亮色。炎黃文化的精神標識、意識形態價值的認識、挖掘不夠，這種缺憾對炎黃文化故地來說是個巨大機會。當前各級、各界強調炎黃文化故地經濟帶動選題的多，提出文化帶動選題的少。“經濟帶動”和“文化帶動”，也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8·19”重要講話中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我們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前學術界、理論界用“大場域、大結構、大體量、大功能、大氣數、大命運”描述所謂的“大文化”“大文旅”，實質上都是隔岸觀花，不著邊際、不接地氣、不通神明。中華文明一路走來的本質是人的能動性，這個能動性是什么?這個是需要研究、解釋清楚的。意識形態建設才是最主要的，山川河流都在其次。詩和遠方“大文化”“大文旅”的核心不僅僅是觀光、娛樂，更重要的是內心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民族意識形態的關照。

一些地方正在努力把拜祖等傳統文化活動作為“大文化”“大文旅”的重要構成，但是如何把“大題材”做成“大項目”“大地標”“大價值”，認識上尚缺乏“大思路”，行動上缺乏“大手筆”。關于拜祖炎黃二帝，歷朝歷代都有“官拜”和“民拜”之說。對目前一些地方主流的“官拜”，是否獲得或引領“民心”，要有清醒地認識。各地普遍的情形是，放棄民間祭拜的組織和發動，由官方組織少數人代表“例行公事”祭拜，本應是常態化、深入化大力加強的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建設，被少數人“政治作秀”所代替。

意識形態是心靈工程，因此要以真心引民心、用誠心贏民心，以實干求實效。還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各地官拜的主流導向已確定，但沒有形成最高級別的統一，甚至不同的炎黃文化“故里”的人居然以“獨尊”而互相詆毀他鄉。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建設需要從上到下的一個統一的民族導向，民族意志。培根鑄魂，凝神聚氣既是對5000多年年文明傳承經驗內涵的總結，又是對今后千秋萬代綿延不斷的展望。意識形態建設的基礎和目的主要在民間，意識形態僅滿足于上層，這個屬于政治;意識形態滿足于全民，這才屬于文化。

千年復興、百年變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在推動物質世界發展的同時，十分重視精神世界的打造。文化戰略需要旗手、需要舉旗，需要導向、需要地標。5000多年前華夏人文初祖炎黃二帝的出生地和建政立業的故地，這個被習近平總書記講到的文化自信的源點、支點，還沒有深挖其蘊含的時代價值，沒有建立令人仰望的地標，沒有形成全民族凝神聚氣的場域，沒有形成中華兒女培根鑄魂的圣地。因此，我們建議在炎黃文化故地興建全球華夏兒女、中華兒女共同仰望的歷史文化和精神地標，以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習近平語)的代表性地標，即興建具有國家級、中華民族級標志性的黃帝、炎帝、蚩尤三祖巨型立像及百姓拜祖廣場。樹立華夏兒女的仰望地標，改變目前中國到處都在建外來宗教巨像，到處都在仰望別人的祖宗的現象。要心中有魂，腳下有根，這是民族精神的召喚、凝聚、回歸。“ 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 ” （習近平語）， 事關中華根、民族魂的千年工程，不忘初心，培根鑄魂，凝神聚氣，炎黃二帝不能缺失。

在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炎黃文化故地興建炎黃二帝圣像，比如在新鄭黃帝故里樹立黃帝立像、在陜西寶雞炎帝故里樹立炎帝座像、在洛陽新安樹立“三祖和合”群像，作為意識形態地標建設，成為炎黃文化故地祭拜大典升級為“國拜”的必要配套。項目的落成，既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也是開發文旅產業的重大舉措。上可治國安邦，下可惠民安民，體現炎黃文化故地對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擔當。其文化產業的戰略價值、發展勢頭、關聯帶動、貿易優勢、就業水平等，都是文化高質量發展的作業面和展開項。要讓意識形態建設的文化產業實實在在地獲得商業利潤，又要在商業利潤中表現出來自文化的價值。這也是炎黃文化故地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使命與文化產業內涵。

三、從黨的理論宣傳建設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可行性，從歷史文化基礎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可行性，從人心基礎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可行性，從法律基礎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可行性。

1、從黨的理論宣傳建設看意識形態地標建設的可行性。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100年來，黨的理論宣傳戰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體系，這既是黨的寶貴經驗和重要優勢，更是民族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優勢。黨在100年的理論宣傳實踐中，建立了理論武裝頭腦的學習制度體系、健全了理論宣傳執行落地的制度體系、完善了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機制、制定了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健全了理論宣傳工作隊伍建設長效機制，形成了以理論優勢提升思想引領力、以內容優勢增強理論吸引力、以情感優勢提高意識滲透力、以深入優勢擴大品牌影響力。黨的理論宣傳在100年的實踐中，發揮出的強大超物質、超生物的能量，是毋庸置疑的。黨的理論宣傳建設是意識形態地標建設有力的思想保障。

同時，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的民本思想與炎黃開創的5000多年年炎黃文化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黨需要領導民族高揚精神地標和旗幟，炎黃文化故地需要開發民族文化旗幟、舉旗亮相。新時代要有新突破、新作為。站位、視野、格局，要求把重新認識炎黃文化故地歷史文化的精神標識和當代價值提高到應有的地位上。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期間會見外方代表的講話中飽含深情地說：“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走向何方?中國到了今天，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要有這樣一種歷史感。……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的系統保護，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這個根和魂就是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黃河文化國家戰略就是民族身份的確認。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學習，就是民族自信的確立;炎黃文化、炎黃精神的弘揚，就是民族旗幟的樹立;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

黨的理論宣傳建設體制、經驗、成果，是堅強的軟實力，給民族的意識形態地標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從歷史文化基礎看，重新認識“炎黃文化故地”的意識形態價值，構建歷史文化和精神文化地標的可行性。

5000多年前，炎黃二帝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中華民族的靈魂和榮譽。今天，中華兒女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扛起了光榮與夢想。21世紀，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跨越期。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等，都將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劃時代“界面”。中國將再一次以強大的政治智慧、科技實力、文化底蘊成為新時代的主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也是我們認識世界文明史的邏輯新起點，是對我國發展歷史方位的新判斷。

“中華根、民族魂”不是空洞的口號，炎黃文化是全球中華兒女靈魂連接的密碼，它是多民族的中國，在5000多年歷史進程中最有效的黏合劑。培根鑄魂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曾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來闡釋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從多元(源)到一體、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發展進程。他指出：“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這個多元一體的內在機制，就是同心聚力的意識形態。一些多民族國家的解體，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認同的分裂。國家認同源于民族認同，民族認同源于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源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需要共同的目標。共同目標的誕生地、共同文化認同的原點需要一個共同仰望的精神和物理的地標做支點。同根同祖同源，是和平和睦和諧的前提。

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文化就是人類群體在長期生活、生產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等行為規范。文化的產生和所處的地理環境、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它包括某一特定群體在特定的空間和時間長期形成的生產、生活、生存的方式、行為規范、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相應的規則制度，還有與此相適應的物質和精神產物。千年復興的中國夢是建立在中華民族文化思想根基上的偉大事業，古老的炎黃文化走到今天，依舊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炎黃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基因的主要構成，亦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指出：“在思想認識上的收獲，比我們在發展上的收獲更有長遠意義。”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傳承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寄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上下求索、歷經千辛萬苦確立地理想和信念，也承載著我們每個人的美好愿景。” 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與思想背景，其中不乏對黃帝時代首創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倫理文明、生產文明、生活文明、科技文明等成果地集中提煉。

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許嘉璐指出，誕生于黃帝文化時期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政治智慧和價值觀念，比如《尚書·堯典》《尚書·舜典》表述的“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和諧萬邦”的大同思想、“以德行政”的理政問題，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治國理政理念。這個創始于炎黃時期的優秀基因一脈相傳至今，這也是炎黃文化價值觀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一個民族要創造歷史，首先就要找到自己的歷史道路和足跡。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足跡延續的軌跡。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民族一路“孤獨地”走到今天，經歷多少次外族入侵，政治的高壓與軍事的殺伐，都沒有消滅中華民族，靠的就是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同時，中華民族的歷次興起，無不是在文化大繁榮的時期，人們表現出的極大的創造力。

國家與國家的競爭，先后經歷了資源競爭——制度競爭——文化競爭三個階段。一個國家的財富最開始靠自然環境，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誕生在資源富饒地方;后來開始依靠制度，比如西方率先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然后誕生了現代社會制度和體系，并發生了工業革命;未來靠什么?靠文明。一個國家的文化最終決定了這個國家能走多遠、飛多高。因此，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需要民眾通過參與“信仰事件”、更新知識系統、建立思考框架、形成文化自覺的最大公約數。

同時，在炎黃文化故地立像祭拜，于史有據，有法可依。比如各地祭拜炎黃二帝，從漢代起，典籍就多有記載。新中國成立后，各地祭拜炎黃二帝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因此，于史于法，各地祭拜炎黃二帝皆應成為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培根鑄魂”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神聚氣”的圭臬。

3、從人心基礎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到東風。

新時代呼喚新擔當，要求我們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中“凝神聚氣”“培根鑄魂”。在新時代的起點上，如何抓住文化優勢、深挖文化資源、做好文化選題、實現文化突破、落實文化擔當?如何在加快國家文化建設，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質量發展增長極，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扛起使命、把準方向、交好答卷?

炎黃開創的中華文明的文化態度、文化動力、文化定力，形成的文化基因，決定了所有生存在這個疆域里的后代“精神不死”、一脈相承。炎黃開創的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本位文化的確立，一經形成，萬古不滅。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歷經改朝換代、各種革命，炎黃模式依然指導并適應時代的前行，說明它抓住了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這就是它的合理性，因而在歷史發展邏輯中傳承。世界文明史一路走來，我們看到炎黃精神和炎黃文化的偉大，“是博大精深到無法從地球上抹去的文化;是亡國滅族都無法讓它中斷的文化;是抽去它世界歷史就得完全重寫的文化;是連征服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虔誠皈依的文化。”(馮八飛《我的中國性格》)

炎黃文化培育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意志、品質，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5000多年的歷史盡管跌宕起伏，異族異教涌入，不同時代的社會變遷，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華民族從未脫離炎黃開創的這個自尊、自強、自立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和文化生態的軌道，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唯一的幸存。從炎黃創立的這些模式，我們隱約看到了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歷史淵源。炎黃文化博大精深，綿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奮斗不息，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海內外中華兒女都有著對自己偉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炎黃文化已成為維系海內外中華兒女愛國情結的巨大精神力量。

4、重新認識“炎黃文化故地”的意識形態價值，構建歷史文化和精神文化地標的價值與意義。

5000多年文明發展歷程、四大文明古國獨存的事實足以證明，“炎黃文化故地地標”的意識形態和物理形態建設，是一個真理性的正確抉擇，這絕不是什么“摸著石頭”怎么怎么樣的探索，這就是我們民族基因延續的根本命運問題。

炎黃精神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文化胎記、文化底色和文化調性，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覺悟、國家意志、民族力量、國家精神價值、人民幸福標志的邏輯起點和內生動力。炎黃精神、炎黃文化、根親文化歷經數千年的延續和發展，已經成為血緣文化的特殊形式，其在中華民族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方面，一直發揮著獨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民族復興，離不開價值追求的指引;砥礪奮進，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撐。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炎黃文化、炎黃精神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炎黃精神、炎黃模式、炎黃文化生態，是一筆寶貴財富，它一方面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資借鑒的標的。如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既是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也是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的中華民族信仰。

這就是炎黃文化的歷史根基、人類高度、精神標識和當代價值;這就是我們從世界文明史的范疇，深刻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豪的原因;這就是我們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培根鑄魂的原因。

在炎黃文化故地樹立地標的意識形態建設，是個大事業，需要大格局謀劃、大品牌參與、大項目推動、大合作聚能、大形象宣傳、大出彩亮相，精細化布局、生態化建設、持續化發展。希望社會各界看得到、聽得懂、做得了。

作者簡介：

黃海濤，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黃帝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河南根文創文化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