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1890年—1990年)，別名晏遇春，四川巴中人，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特聘顧問，中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先驅，與陶行知并稱為中國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與梁漱溟、盧作孚三人并稱為“民國鄉建三杰”，與愛因斯坦一起被美國百余所大學和科研機構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晏陽初擔任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將他在中國定縣探索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經驗推向世界。他的足跡遍布第三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自己的理念與思想改變了上億貧苦民眾的命運，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著有《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告人民語》(與賽珍珠合著)等著作。晏陽初畢生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事業，形成了簡單實用、便于推廣的教育方法，向實踐要真知、在實干中造福的鄉村改造道路，提出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學習觀。這種學習觀及其實現途徑，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開智濟世  強民救國

晏陽初一生尊崇“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思想。他結合儒家的民本思想、基督的普世思想，同時受到了鄉村苦力們的深刻影響，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新思想、“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主張、人民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他認為只有民強才能國強，強民才能救國。他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啟迪民智，以自己的言行喚醒民眾，以“不流血”的方式達致強民救國的偉大目標。他為此而秉心直行，終生不悔。

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他的出身與成長經歷有關。晏陽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書香世家，自幼跟隨身為塾師的父親熟讀孔孟。14歲又入閬中天道學堂接受西學，17歲到成都華美學堂進行系統的西學訓練。蜀道自古難行，多有兇禽猛獸，在動輒數日數月跋山涉水的求學路上，他常與那些苦難的“背二哥”(挑夫)為伍，所以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深入中國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們之勞苦。在閬中天道學堂求學時，受到以“謀勇俱絕”著稱的滿清第一名將楊遇春影響，自行改名“晏遇春”，要救萬民于水火。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后又進入美國耶魯大學讀書。在行萬里路中，他見了萬里風物，同時也有萬民之困苦，同時深感祖國積弱積貧，在耶魯主修政治經濟學，立志改變祖國面貌。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密切關注時局的變化。在耶魯大學畢業后的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書的身份，奔赴法國戰場，為華工當翻譯、寫書信，教那些目不識丁的華工識字讀報，并編寫出版《華工周報》。某一天，他收到一位華工來信：“你自辦報以來，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會關門，我愿把戰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晏陽初讀信后深受觸動，并于此發現了“苦力”的“力”，讓他久埋心中的濟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當官、不發財，獻身于開發民智，以達成從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標。開智濟世，強民救國，這就是晏陽初學習觀的主要內容，也是他人生觀中的重要思想。

簡單實用 自成體系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孔子語)。晏陽初從小就崇尚惟實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別貼近生活。他說：“我所學所做都是圍繞著更好的讓廣大平民開啟民智、造就新民而展開”。他從日常生活以及報刊雜志中，挑選出最為常見的漢字，編成《平民千字課》，作為平民教育的教材。從不識字的人只要每日學習兩小時，連續學習四個月，就可以達到讀書寫信看報的水平。

你是人

我是人

不分貧與富

不分尊與卑

同是中國人

人人該平等

是不分貧與富、卑尊同

中國該平等

這就是他所編教材中的內容，簡明易懂，瑯瑯上口。孔子認為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地域、貧富、老少、賢愚，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正是所謂“有教無類”。晏陽初把這種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到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開啟了中國當時的民智運動。他將所有未受過教育的底層平民作為對象，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販夫、走卒，不分男女老幼和年齡大小，只要他們愿意學習，都可以隨時隨地參加免費的學習。

晏陽初特別注重一個人當有系統學習的觀念，只要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就可以收到實效。他從回到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就立志將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打造成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晏陽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大發現”——腦礦、“兩大發明”——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理論、“三大方式”——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藝、生計、衛生、公民，“五個結合”——與實際生活、理論與實踐、科學與農村實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個人與集體的結合 ，“六大建設”——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他在深入調研、統計分析認為“貧”、“愚”、“弱”、“私”是民眾主要毛病，所以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讓普通民眾識字，再系統地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知識力;以生計教育攻窮，培養生產力;以衛生教育攻弱，培養強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養團結力。通過實施四大教育，從而開啟民智，造就新民。在河北定縣試驗時，他專門創辦了適宜農民閱讀的《農民周報》，打造了流動圖書館，搭建了農民劇臺，開辦了最早的農村廣播電臺，這些在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一種學習思想與教育思想是不是可行，特別是自成體系的思想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成為了是否可以取得成效的關鍵。晏陽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時又是簡明易學的，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所以在中國和世界各國都可以推廣，并取得了特別明顯的效果。

言傳身教 以人化人

“君子欲納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語)。晏陽初特別重視向實踐學習、向民眾學習，他說：“要想‘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什么是教育》)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陽初當年攜碧眼金發的妻子許雅麗和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毅然離開北京，帶領一大群有志知識分子走出書齋，來到定縣進行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實驗。他們住農民房、穿農民衣、吃農民飯，與農民打成一片。他們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虛心地向農民學習，甘當小學生。為拉近情感，從不抽煙的他，拿起嗆人的旱煙管，猛吸幾口，并說“味道不錯”。在這十多年里，他以自己的才華和努力創辦了一個“人類社會實驗室”，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化農民”就須“農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晏陽初始終以“人”為航標，相信人的尊嚴和價值及其重要意義。他在定縣農村改良動植物品種，由平教會親自引種試種，讓農民自行擇優選擇優良品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舉辦了多個實驗農場，改良當地的豬種和雞種;他還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科學養豬、養雞、養蜂，組織農民自助社、合作社，開展信用、購買、生產、運輸等經濟活動，進行多種多樣的“生計訓練”。同時，他會慢慢讓農民自己進行組織——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帶給農民知識，而是讓農民慢慢地有所認知。晏陽初說：“我們下去不是救農民，一方面我們要向農民學習，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讓農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完善的人”。言傳身教，以人化人，以具有境界的自我為標志，同時也讓他們自身成長和發展，既具有外在的壓力，也有內在的動力，在他們身上實現強大的造血功能，所以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才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兼收并蓄 去舊創新

晏陽初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同時接受了西學的熏陶。他稱自己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

晏陽初崇尚創造，學習西學，卻并不迷信西學。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中，認為教育要適合各自國家的情況，“有我國的歷史文化和環境，亦當有我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適應我國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國的公民教育，非有實地的、徹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對外國優秀的東西，但主張對本國歷史文化環境務必徹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據;對于外國東西亦可引為參考，以期適應世界的潮流。

“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與事業。”他說。美國曾經系統地引進“定縣經驗”，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等多方面思想洶涌而來，中國成為了一個接受者，是西方“小學生”。而晏陽初具有探索性和開創性的實踐，則揭開了中國經驗反向傳播的序幕。在如何對待中外文化和思想傳統的問題上，兼收并蓄，去舊創新，成為了晏陽初的重要思想主張。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并且一直都做得相當的出色。一百多年以來，有的人主張全盤西化，有的人主張自我封閉，而晏陽初中西兼融的主張，不僅是相當實用的，同時也是特別科學的。

晏陽初具有很強的使命感和救世觀，他一生所服務的是世界上最讓人忽略的底層勞苦大眾。他所主張的學在于用，以用提升學，始終將自己的所學和治學，與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高度統一起來。晏陽初的教育思想和學習觀念，已經跨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跨越了種族和階層的界限，達到了一個人類和世界的高度，成為了20世紀早期和中期“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重要實踐者。

(本文作者：苗勇，系《晏陽初》一書的作者，知名作家，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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