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說了算？
　　
　　1992年，一位畫商走進一位藝術家的工作室，驚奇地發現眼前堆積了那么多的精彩之作，心中竊喜，卻故意面無表情。藝術家則誠惶誠恐盯著畫商的一舉一動，生怕這位財神擦肩而過。最后，在藝術家千恩萬謝下，畫商以難以置信的低價把其作品全部搬走。請讀者相信，這不是虛構，這位藝術家現在已是公認的大腕，作品早就成了市場的搶手貨，價格之高令人咋舌。
　　
　　是的，我們就是在這種潛移默化中慢慢適應環境的變化，從一門心思專注于藝術和學術轉變為對日益蠻橫的市場的唯命是從。關于市場對藝術和學術的有益或是有害不是我要談論的話題，其中的因素太復雜了，關系到每個具體的不同的對象。我只是提問，在現今，市場上那些炙手可熱的藝術家的及其作品，是不是可以作為藝術史研究的材料？因為，從國際上成熟的藝術市場看，市場是跟著藝術史走的，換句話說，凡能夠進入并在藝術史占據地位的藝術家及作品，才值得收藏和投資。這里面所起作用的環節很多，美術館、博物館、公共藝術機構和贊助制度，專家和收藏家等等，形成了一個相互關聯和相互制約的循環系統，金錢在其中只是一種標簽，代表了某個藝術家或某件作品的價值和認知度。
　　
　　我想指出，盡管藝術史是市場的最終標準和尺度，但對于當代藝術家和作品而言，以往的藝術史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因為一切都在發生和發展中，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和淘洗，我們無法找到現成的依據。例如，張曉剛、方力均等人，他們何以變為眾人矚目的名家呢？結論應該是，他們創造了自己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獨特性，缺少他們，便給書寫中國當代藝術史帶來嚴重缺失。按此說法，可以推斷出一個規律，即使那些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藝術現象，亦可以從新穎、獨特和獨創這種角度來判斷某些藝術家及作品的價值。
　　
　　有一次，我與國外一家著名博物館的負責收藏的研究人員交談，向其請教這方面的知識，她的一個觀點讓我記憶頗深，她說，最簡便的辦法是，收藏那些在以往藝術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圖式、新材料、新手法之類作品，里面一定會出現未來的卓越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一定會進入藝術史。她還說，這一點上，畫商有時候比專家更善于挖掘新人新作，其敏感度超過了藝術史家和批評家。聯系到開頭我說的故事，能夠證明，市場永遠不會決定藝術史的走向，但我們對藝術史的檢索，有很多結論可以從市場的表現得到驗證：藝術史不是孤立的，尤其在當代，它是在市場中獲得養料的，兩者的關系并無尖銳沖突。因此，我還得補充一句，真正的購買是對藝術史的購買，真正的收藏是對藝術史的收藏。
　　
　　藝術害苦了多少人？
　　
　　我沒有統計過，全國有多少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藝術家，以及更多的這樣的后備軍？ 就我身邊的情況而言，許多立志要當藝術家并以此謀生的人正在經歷“成名”前的苦難：生活拮據，心情黯淡，經常怨天尤人而又盼望出現奇跡。這是不難體諒的。藝術家在我們的時代不是稀缺資源，藝術與市場的關系又那么密不可分，大多數想當藝術家的人是奔著有名有利去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一切與此無關的東西都變得無足輕重。
　　
　　平心而論，任何人都應該爭取過上好日子，藝術家并不例外。不過，古今中外的無數事例告訴我們，催動藝術家不斷奮斗的力量不是過好日子的愿望，因為這樣的愿望實在是太初級了一些，有許多其它辦法可以達到。我不想在這兒做啟蒙教育，講述那些優秀藝術家的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當說，為了過好日子來當藝術家的人趁早收手，下這樣的賭注風險很大，到頭來好日子沒過上，藝術也沒起色，多讓人窩心啊！
　　
　　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大幫后起者把那些名利雙收的藝術家當做刻意模仿的對象，或多或少帶有消極色彩。一位不斷與我談論自身處境的學藝中年，掛在嘴邊老是那幾個人的名字：方力均、岳敏君、張曉剛……他大概常常做這樣的比較，一旦時來運轉，自己也會與那幾個人一樣，名氣很響腰包很鼓。但是，我沒法與他說，他的才智平平，藝術上毫無建樹，名氣響起來腰包鼓起來的可能性似乎太小了。
　　
　　我想以這個例子說明一個道理，其實藝術是不害人的，害人的是藝術之外的東西。這么多人眼巴巴地等著靠藝術過好日子，藝術是佛么，會普渡眾生么？我覺得如果剔除過于實際想法，藝術給人生的益處反倒會突現出來。馬克思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人都是藝術家。博伊斯則把藝術的概念加以擴大，宣稱現在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這樣看來，藝術與人生不是一個實際的利益關系，而是通過藝術來挖掘和拓展人生的豐富性。當然啦，我不敢發揮得太玄乎了，空洞的大道理誰都會說。我還是善意地提議，那些吊在藝術這棵樹上急切地盼望著過好日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點下來，干點別的也許更好。
　　
　　有話直說
　　
　　前不久，老友來訪，不免談論一些藝術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將我們的隨意談話錄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雖然了無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談，但有的問題還是具有針對性。正好《當代美術家》雜志約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見，把我們的談話加以修改和節選，發表出來，以供讀者參考和批評——以下便是我們的談話：
　　
　　友：我注意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批評家大多變成了活動，變成了被人詬病的“趕場子”的人，他們出現在各種熱鬧的利益場所，做一些與身份無關的事情，做為批評家，你覺得這現象正常么？
　　
　　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個標準來衡量，這個標準是什么？說實話，我無法確立它。批評家變成活動家，到處趕場子，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么呢？假如他們呆在書齋里辛辛苦苦寫文章，讀者在哪里？假如他們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娛自樂，誰肯堅持？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爾那個歷史主義的宿命命題來做擋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么說吧，批評家的好時光已經不復存在，批評家的發言權雖在但無人理會……
　　
　　友：你指的好時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體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批評家有一度是很風光很出彩的。他們幾乎掌握著所謂的話語權，是某種價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評判者，是貌似書寫歷史的一群思想和觀念的精英。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相一致。因為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價值指向尚不明確，很多事物處于尚未展開的雛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動等等，給了批評家用武之地，這是曇花一現的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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