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我新知光故國 傳他舊學振家邦——記夏威夷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博士第一人羅錦堂先生
在《子弟與弟子解》中,他“認為元曲中的方言俗語,是研究雜劇的鑰匙;必須想辦法先得到這把鑰匙,然后才可升堂入室,坐享其左右逢源之樂了。”
在《從宋元南戲說到明代的傳奇》里,他勾勒出了“宋元南戲”演變為“明代傳奇”的過程:宋室南渡之后,江南一帶,本是中國的富庶之區,加以廣州、泉州等幾個大的國際貿易港,年年接濟大量的關稅,當日的財政,收入頗豐,不僅把江南一帶,造成了高度的經濟繁榮,同時形成了文化的中興地。所謂詩人詞客之流,也都沉溺于偎紅倚翠,狎妓酣歌的生活中,大制其艷詩綺語了。就在這樣的空氣下,于是以杭州附近的溫州地方戲為基礎的“戲文”,便取得了普遍流傳的機會。再由這種“戲文”,便漸次演變為后來的明代傳奇了。
在《明代劇作家總論》中,他指出:戲曲作家地位的轉移,及至明代,已到了士大夫之手;在他們當中,進士及第者至少有三十人。明代戲曲,像元人那樣,好以市井俚語入曲的現象,已不復存在,而轉向于修辭與藻繢的逞才弄巧方面去。明代劇作家的地域分布,比元代及清代都較為廣泛。

于右任先生為羅錦堂先生題字: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
(此碑現存于隴西縣仁壽山上)
法國伏爾泰曾說:“歐洲貴族和商賈,凡在東方有所發現,只曉得搜求金錢、財寶,而哲學家倒是在那邊尋著一個道德的世界。”
德國大詩人歌德,“則想在中國找到一個文學的新世界。”
歌德看了中國古典小說《好逑傳》和戲劇《花箋記》、《玉嬌梨》等作品后,寫下了《中德四季與黃昏合詠》(十四首),并激動地說:“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小說,當他們已經有小說時,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中生活呢!”歌德還說:“我們德國人如其不從我們自己的環境狹小范圍內里向外觀看,我們當然很容易陷入于玄學的自負,因此我很喜歡懷顧其他民族,并勸告無論何人也應當像我這樣看。”羅錦堂《歌德與中國小說和戲劇的關系》。
……
博曉古今,可立一家之說;學貫中西,或成經國之才。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正如羅錦堂在《中國人的戲劇觀》中所寫:
本身不喜歡戲劇,而又偏偏專門研究戲劇的人,近人有王國維、潘光旦,以及鄭騫先生等。然王僅愛讀曲,不愛觀劇,于音律更無所顧;潘對于音樂戲劇,雖不厭惡,至少,從沒有表示過愛好,昆曲,生平只聽過一次,京劇生平看過兩次,還是別人拉去的;鄭騫先生也難得看一次戲,更不曾與任何伶人有親密的往來。然而,王氏宋元戲曲史之作,掀開了中外學人研究中國戲曲的新紀元;由于潘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伶人在藝術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鄭先生的北曲新譜,而予我們以研究曲律的正確指南。凡此種種,都是不愛看戲,不會玩弄樂器的人所作出來的豐功偉績。再就我本人而言,既不會唱京戲,也不懂拉胡琴,更沒有天天跑劇院、捧角色的雅興,但是將近二十年來,卻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費在戲曲的研究上。
無獨有偶,蘭州大學戲劇影視文學研究所所長趙建新先生,平生也不愛看戲,但是他在戲曲研究方面卻也成果累累。
這些,都是偶然的現象嗎?
也許,戲劇演出、戲劇創作和戲劇理論研究雖然都與戲劇有關,但三者畢竟分屬于不同的領域,有著各自不同的規律;不同稟賦的人,興趣不同,著眼點便不同,各自用功的范圍便也不同。但是,他們相互配合,共同把戲劇這一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形式,一次次推向一個更高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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