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昔有云“蜀中多才子”“心思甚細密”。及至現當代，四川文風依然十分濃郁，蜀籍學者、作家活躍在各地，保持延續著“蜀學比于四方”的美名。

筆者先后結識上百位巴蜀籍學人和文人，他們皆有各自的創作成就和寫作風格，呈現出四川盆地神奇地理文化孕育的天府人才鮮明特質。其中，汪毅先生為交往近十年的師友之一。他每有新書出版便蒙惠贈，近年編有《汪毅還甲》(八卷本)及《汪毅文事輯錄》(1975—2019)。獲閱書后，深有觸動，從中可得到良多有益當世及未來學子的啟思。

一、大風堂學：藝術畫派體系的構建與推動

汪毅之學里，最具個人建樹性的便是大風堂藝術研究系列，可謂點滴匯集，集腋成裘，成為“張大千學”“大風堂畫派”研究的突出貢獻者。他不僅為研究中國近現代畫派史留下頗有建樹的個人經驗資料，而且總結出如何開展藝術人物及畫史研究的“汪氏方法”，堪稱一種學術范式。

1.從啟發到關注，汪毅與大千之緣及由來

從事開創性研究往往會有些不解之緣，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注定。20世紀70年代，汪毅下鄉到四川安岳縣當知青，見閱當地石刻精美，便開始不斷搜集思考。80年代后期，他在研究中發現從內江走出去的藝術大師張大千與敦煌石窟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于是從石刻(物)轉向人物(人)研究，傾其精力，開展研讀，陸續獲得文化成果并出任內江市張大千紀念館首任館長。專業平臺，使得他能夠充分發揮社會活動能力與不斷提高學術研究水平�？梢姡瑢W術機緣確乎對優秀人才出現至關重要，但機緣卻也是留給有準備、不放棄和堅持探索下去的人。

2.構建體系，汪毅的成功與多元實踐

大風堂為張善子、張大千昆仲的畫室名。張氏昆仲畫譽世界，研究評述的成果非常之多，特別是張大千，各種研究機構先后推出不同課題與舉辦專題活動數不勝數。張氏昆仲型的巴蜀畫界圣手極為難得，也很難再有，而汪毅選擇從事研究大風堂，又如何以其自身的學術成果得到其他人士的認可，如臺北故宮博物院原院長秦孝儀評價汪毅為“(張)大千身后知己”“大千知己”，其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研者如云，論文如海，倘若沒有創新性和獨特性，那是不可能流傳的。而一位學人傾其一生才華投入精力研究是否值得，以至于不會變成學術云煙或學術泡沫，那是需要文化學者自身斟酌權衡的。

通過汪毅先生《我與大風堂回顧》文章，其列出的大風堂研究專著(編著)便有八本，基本完成于近十余年。他還在海內外報刊發表有關大風堂的文章百余篇，涉及甚廣，有的甚至彌補了學術空白，如“張大千學”的研究、張大千與中國文藝復興、張善子的抗戰美術貢獻以及大風堂門人和再傳弟子群體的藝術傳承現象等，尤其著力將大風堂作為一種藝術史與畫派史角度來探討(如大風堂畫派與嶺南畫派的比較研究)，展示出張氏昆仲與大風堂的成長歷程，以說明這是一個仍有活力生機的藝術畫派，從中不只閱讀到藝術家的掌故逸事與時代抗爭，更可感知一個時代鮮明真實人物的具體存在，蘊現出大風堂畫派的自覺傳承意識和博大心態氣度，進而可以啟示其他從藝者，若要有所藝術作為，應如何致力并傾入人格精神。

汪毅研究成果的形式載體有專著、報紙、畫冊、書籍、論文、年表、散文、綜述、評論、序跋、訪談、報告、建議等，共同組合發揮出文化創作的復合效應。他從重慶到安岳到內江再到成都的人生四城行旅，分別書寫出種種文化事跡，可謂一路既傳播了大風堂畫派，又烙上了大風堂文化風格的印記。

二、安岳石刻：青年時期學術成長的縮影與試驗

1975年春，未滿20歲的重慶知識青年汪毅上山下鄉來到四川安岳縣思賢公社。因文藝創作成果的相對突出，1981年汪毅調安岳縣文化館工作。1984年，年僅28歲的汪毅任安岳縣文化館館長，為當時四川最年輕的文化館長(安岳為四川人口大縣之一)。在檸檬香和石刻感的大地里，一方面，他不斷拓展群眾文化工作思路，體現在組織工作方面的能力(1986年1月20日的《四川日報》曾有通訊介紹他);一方面，他充分挖掘本地石刻資源，身體力行考察搜集，成為把安岳石刻逐步推向全國乃至海外的有貢獻者之一。

1.采風之旅，安岳石刻引起關注

1982年3月，汪毅在《四川日報》報道安岳“發現”巨大臥佛，隨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這個報道，奠定了汪毅率先在省級和國家級媒體報道安岳臥佛的記錄，引起了文物界、學術界等的極大關注。隨之，他一發不可收，創造了若干個“率先”：率先將紫竹觀音的評介推介至省級媒體《四川日報》(1982年11月7日)和國家級媒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1984年12月21日)并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的《廣播之友(周報)》“廣播文薈”登載(1985年第3期)，甚至最早推向海外，即通過中國新聞社向海外介紹(1984年5月9日);率先提出了安岳石刻“承上啟下論”和“安岳石刻學”等重要學術觀點(見1991年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率先以志考安岳石刻并在國家級學術期刊《中國地方志》發表(2018年第4期)，率先從美學角度解讀安岳石刻，率先將安岳石刻推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載《龍門石窟1500周年國際學術會討論會論文提要集》)。

在耕耘安岳石刻藝術這塊沃土中，為不斷擴大石窟藝術視野和作比較研究，汪毅曾去新疆，走敦煌，看炳靈，品麥積山，步云岡，登天龍山，赴龍門，訪大足等(有的地方是數次考察)，足跡遍及國內主要石刻造像區，甚至還遠去了柬埔寨吳哥窟。除行萬里路，汪毅還注重學術交流，曾與龍門石窟研究所所長溫玉成、大足石刻博物館館長郭相穎及副館長陳明光和臺灣學者李再鈐等有多次交流，甚至與李再鈐、陳明光為忘年交。2004年，汪毅作為四川的代表被推任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六屆副會長。迄今為止，除發表若干有關安岳石刻報道之外，他在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物天地》《人民畫報》《中國地方志》等海內外報刊發表113篇評介安岳石刻的文章。1989年，他出版了《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1991年重版)，不僅媒體有若干報道，而且以此為橋梁引進海外對張大千當“模特”塑像的捐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社、《中國文物報》、臺灣《雄獅美術》《長流藝聞》等30余種報刊均有報道和評介)。海內外學者對該書有若干評贊，日本泛亞細亞文化交流中心專門委員、金剛院主持山田一真的評贊是“拜讀了您的大著，收獲甚大。我非常希望能與您加強聯絡及交流，并期望近期內在日本或中國相逢。”日本泛亞細亞文化交流中心專門委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鐮田茂雄的評贊是“《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對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的人來說，的確是一本珍貴的書。為了報答汪毅先生的治學之恩，我也打算進行更新的、更嚴謹的學術研究。”旅美收藏家、美國紐約美洲中華藝術研究會會長陳哲敬的評贊是“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的確有很多新見解，難能可貴” “很有新意” “文筆很美”，藝術史研究學者何懷碩的評贊是“您的大著《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也同樣表現了弘揚佛教藝術的熱切。安岳石刻有您的宣傳，應獲得云岡、龍門一樣的名氣與重視。”

2019年，剛好是汪毅出版《中國佛教與安岳石刻藝術》30年。經過30年的學術積累，2019年巴蜀書社出版了汪毅的30余萬字新著《安岳石刻藝術》(著名攝影家王達軍攝影)，將安岳石刻研究推到一個嶄新的石刻文化高度。

三、方志學：搭建一座紙上的四川方志館

汪毅從事方志工作20年(1996—2015)，直至退休。期間，他擔任過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巡視員、《四川省志》副總編、四川省地方志學會副會長等職務。憑借工作實踐和較扎實的文史功底，他以“中國方志人”的形象，在方志界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并有一定影響。

1.方志論述，從方志中國到方志四川

方志是中華文化優良傳統，不少學術名家都有參與纂修方志的文化經歷，如章學誠、宋育仁等。就四川而言，歷史上的蜀志更是名志不斷，說明蜀人優良的修志傳統。四川崇州人常璩所修的《華陽國志》，便是中國地方志的驕傲。而歷代四川方志，則是蜀學學術文化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1996年，汪毅投身方志事業這一個嶄新的職業領域。為做好這項工作，他努力學習，不斷增補知識，以擴大方志視野。他曾參與《方志中國》紀錄片兩集的撰文(該紀錄片10集，由中央電視臺多次播出)、國家方志館“方志中國”的策展，并多次參加學術研討會交流地方志經驗。特別是他所著《方志四川》(四集文獻紀錄片文本)，有別于四川方志史概述之類書籍，即通過生動形象的描述與穿插人物訪談，對四川歷代方志系統回顧，搭建了一座四川紙上的方志館。該著于2014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修訂本載2018年《巴蜀史志·增刊》，并作為四川省地方志系統培訓的資料之一。

在中國方志界，有關方志研究出版的著述雖然車裝斗載，但由于這本《方志四川》形式特別、表現特別，使之成為中國方志界第一例，《圖書館報》《四川日報》《中國地方志》《文史雜志》《巴蜀史志》等報刊的評論達2萬余字，不僅獲四川省地方志優秀成果一等獎，而且拍攝寫入四川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四川省地方志事業第十三五個五年計劃》。還值得提的是，他作為副主編的《三星堆圖志》巨冊，獲得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從中，不僅可一覽古蜀文明之精華，而且從一個側面看到汪毅因從事地方志的工作經驗積累，使得他在研究張大千、張善子、安岳石刻及編纂個人文集時也有著相應的方志影響。

2.方志傳播，方志文化活態交流推廣

方志文化應該活起來，走向大眾百姓，擴大不同城市間方志界的交流。汪毅便發揮其文學特長，撰寫《地方志工作之歌》，以歌曲形式詠唱地方志工作者的功績。2002年，汪毅提出了“實施文化名人戰略”，即從名人學角度對方志里的鄉賢記載部分做充分挖掘，由此弘揚地方文化。其之后，特別是近年來四川省十大名人的評選等，都是類似的名人文化傳播形式。

汪毅還五度參訪臺灣地方志機構(臺北市文獻會、高雄市文獻會、臺灣省文獻會等)，并以互動方式于20年前分別在兩岸所辦方志期刊上介紹兩地的地方志，開了先河。1996年5月，他首次參訪臺北市文獻會，被稱為“兩岸地方志交流第一人”。2011年5月，在第七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汪毅還明確提出了“兩岸交流應該關注地方志文化”。

在從事地方志工作期間，汪毅擔任過《巴蜀史志》副主編(責任人)，主持編有96期雜志。該刊不限于對方志理論的學習總結，還刊發蜀中文化鉤沉之作，已成為巴蜀文化傳播的權威平臺之一，影響廣泛，筆者的《“蜀學”圓桌談》和《李約瑟自流井考察記》曾在該刊發表，得到一定的關注和好評。

出自于對“第二故鄉”安岳的特殊情懷以及長期從事方志(地情)文化的鐘愛，汪毅最近向四川省安岳縣圖書館無償捐贈了價值數十萬元、重約3.5噸的以地情書為主的書籍，以及有關安岳石刻與人文(賈島、陳摶、湯紹恩等)的書畫、信札、文稿、地情資(史)料等，建起了一個以之姓名命名的館中館——汪毅文獻特藏館，并于2020年4月23日即“世界讀書日”開館。其數量和內容，包括一個小型圖書館、一個小型書畫館、一個小型地情館，傳遞了他欲表達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想的寄予。對此舉措，他戲謔道：“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四、文藝作品：一位巴蜀才子的全能

汪毅系有一定影響的作家，為一級文學創作(正高)職稱。其發表的文學作品，題材豐富，種類多樣。其人頗有儒雅氣息，其文頗有古風文筆。其學術哲思和文史意韻的完美統一，正是他作為一介文人寫作追求的至高境界。

1.多元之作，各種文藝形式的創作體現

在《汪毅文事輯錄》里，他最早撰寫發表的文藝作品是1976年刊登在《安岳文藝》的《懷念周總理》。爾后在內江、成都工作時，他的創作激情依然不減，出版有詩集《樂山樂水》、散文集《臺灣文化之旅》《感悟菩提》《藍天下的抒情》《悠悠我心》等，文學作品分別獲得全國獎和省“五個一工程獎”等多個項獎項。值得關注的是，他對文藝樣式“十八般武藝”的涉獵，囊括了小說、散文、詩歌、評論、歌舞劇、文獻紀錄片、舞蹈腳本、故事、曲藝(包括相聲、群口詞、對口詞、清音、金錢板、快板)等，這在文藝界中是不多見的。

在文事活動中，汪毅交往的作家、學者、畫家書家廣泛，其間的切磋交流，促進了思想碰撞，提高了創作能力，從而產生出“由文轉學”或“由藝轉文”的共振效應。

2.人物之研，汪毅作品的一道風景

在人物研究這個領域里，由于汪毅研究大風堂的成果比較顯著，故人們往往只知道他研究張大千、張善子。其實，他還聚焦了與安岳有關的歷史著名人物的研究，如賈島、陳摶、湯紹恩。賈島晚年任職安岳，墓葬于城南安泉山麓。20世紀80年代之初，汪毅便研究賈島并評析其留在安岳的詩，并在《四川日報》《旅游》、四川人民廣播電臺等報刊臺發表文章。1993年，汪毅主編《高道陳摶》并撰寫序言、后記。該書由全國道教協會會長傅元天大師題署，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圈內構成了一道人文風景。

如果說《高道陳摶》是汪毅涉足道教文化的一道風景，那么他的新著《湯紹恩述評》便是一道水利文化風景了。該書14萬字，由四川省歷史學會、紹興市鑒湖研究會編，是汪毅以述評方式對歷史治水、興水人物湯紹恩研究的一個嘗試，故他在自序中稱“我的水命汪汪”。其述評相兼，既追求散文之精美，又效法論文之嚴謹。全書分“神人天降，湯湯水命”;“科學治水，三江砥柱”;“禹績神功，丹心汗青”;“文章錦繡，史志重光”;“功追馬臻，比較研究”;“功媲李冰，比較研究”;“拓展未來，建言獻策”七個部分 (附錄《湯紹恩入選第三批“四川歷史名人”可行性分析》)，從不同角度構筑了湯紹恩研究框架，拓展了湯紹恩研究格局，提升了湯紹恩研究品質。除述評湯紹恩的治水、興水功績之外，就從紹興水利史的角度而言，汪毅提出了湯紹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傳承者，又是繼大禹之后古代治水人物的集大成者，一定意義上還是大禹在紹興的異代知己、隔代化身的觀點;梳理了文獻中有關湯紹恩媲美大禹的若干評價;提出了四川、紹興兩地文史界、文旅界、地方政府分別從研究、文旅、城市品牌等多方面整合大禹、湯紹恩，以放大其社會功效的建議。

從循吏治水角度，該書還首次把湯紹恩與著名治水歷史人物馬臻、李冰作了對比討論，這在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意義。在“拓展未來，建言獻策”這份 “萬言書”中，汪毅還為安岳、紹興兩地互動“把脈開方”。因歷史上普州(今安岳)與眉州(今眉山)有“東普西眉”之說，故汪毅還特別將湯紹恩與蘇軾作了相對的比較討論——這無疑是一個嶄新的命題，有助于四川史學界、文化界關注，特別是安岳與眉山，以讓“東普西眉”再續華章，成為巴蜀文明的一個“新視點”。

3.文化之思，汪毅文學作品的本色價值

通過獲閱汪毅新出散文集《我的清明紛紛雨》和編著的《汪毅還甲》及所編的《我的百家信》，感到其文筆優雅，情誼深厚。他對“清明文學”“書信文化”的思考，堪稱其人生情感的傾注體現，特別是“清明文學”話題甚至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現象深入研討。

隨手翻閱輯錄汪毅文作紀事的《汪毅還甲》，其中的散文隨筆非常耐讀，大多一氣呵成，充滿靈性，具有文學的本色價值，如同宋代蜀人蘇軾所云“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老友、著名文學家伍松喬對其旨趣評價甚高，甚至言及彼此是“心靈相通”的。當讀到汪毅出生地重慶棉花街(今為家樂福超市)拆遷前后的圖文部分，語小意深，令人感慨，震動不已。老屋拆掉了，以前的生活記憶也隨之拆去了，真是痛心傷神，卻只能用文字表示追念，不禁讓心有戚戚者感懷共鳴。我認為，這些充滿內心真情的文字充滿“濃濃化不開”的故園文化情懷，展露出人生“歲月一甲子”的人生本色寫照，無疑是汪毅文事種植大風堂藝術研究、安岳石刻藝術研究、安岳歷史人物研究、地方志研究、文藝創作這“五棵樹”中枝深葉茂最美的地方。

2019年12月31日稿

2020年9月30日改

作者簡介：鐘永新，著名地方文化史研究學者。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