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畫人物完全是素描，而不用中國的筆墨，就達不到效果，因為宣紙是適宜表現的，而不適宜描摹。因此，在西方精確觀察的前提下，還要用東方重表現、重抒情的方法去刻畫。您可以觀察我畫的幾個肖像，例如蔣兆和先生的肖像，那個眼神就是他的，他的姿態完全是我想象的，不是寫生的，所以蔣兆和先生看到后很滿意，還給我題了一首詩。
　　
　　后來我就發現，我學蔣兆和先生的東西，一下筆就是他的，如果這樣走下去，我無法達到他，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三十幾歲以后，我開始徹底舍棄光，可是因為有原來造型的基礎，因此我畫的人物畫就和其他人的不一樣，無論從面部五官的結構變化，還是從不同的空間關系看，都有它的合理關系和表現力。
　　
　　張：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嚴謹的寫實造型教育，現在您不用起稿就懸臂做畫是不可能的。美術界對您的功底很驚嘆，事實上，功底達到一定的境界本身就是一種“道”，所謂“技近乎道”就是這個意思。通過剛才的談話我就知道了您和蔣兆和先生的區別。對于前輩大師，我們也許不能超過他，但是我們可以超越他，也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建立另外一種風格，以此達到超越。
　　
　　另外，您在談話和文章中經常提到一個很大的話題，那就是回歸古典精神。這個古典精神包容量非常大，那么，中國應該怎樣回歸這樣一種古典主義精神，這種古典精神在當下社會又能體現一種什么樣的價值，請您談談這個問題。
　　
　　范：回歸古典和回歸自然是我本人對新的東方文藝復興的預言，是一個綱領式的思維。這個觀點不是我發明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就是以回歸古希臘精神為旨要，它們要從古典文化里面吸取再生的養分。
　　
　　東方現在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可東方和西方又有些不一樣，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當西方中世紀處于黑暗時期時，它在文藝上被經院哲學和神學所控制，完全喪失了浪漫的激情。而中華民族文化，從公元四世紀到十四世紀，在知識分子的群體中出現了許多高度浪漫主義的文人，他們創造了我們輝煌的文化史，并沒有一個像西方那樣的黑暗時期。而到了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是一個追求全世界和諧共生的世紀，最需要反對的就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因此我現在所說的回歸古典是一個全球戰略，它包含對人類所有文化精華的一種凝聚。
　　
　　張：您和當代很多藝術家的區別就在于您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這也許是一個精神的差別，也許是一個品味的差別。最近看了您的許多散文和雜文，在作品里面仿佛看到一個金剛怒目式的范曾，很接近魯迅的戰斗風格—銳利、毫不留情。在您的筆下，對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危機表達出了深深的憂慮和反思，這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藝術家的本質。而這樣一種人文關懷精神恰恰是應該在當代藝術家中提倡的。從根本上講，這也是藝術和當代社會、當代精神以及當代生存關系的體現。
　　
　　范：“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是自古以來中國式的人文精神，這種憂患意識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純潔的世代傳承的思維方式。到了我的先祖范仲淹，他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認為這些思想也不是范仲淹本人發明的，而是他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通過最精粹的語言表現出來。歸莊憤世嫉俗，寫出了《萬古愁曲》，但歸根結底是他對這個社會愛之不及，就如魯迅先生、梁啟超先生一樣，在希望民族復興的焦慮下和沉重使命感的壓力下，他們才會產生那樣的批判精神。因此這是一個潮流，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所致。那么我從傳統文化中走出來，就有所感受，由于這種感受，自己生發出來的一種思維，使我感到未來的人文主義不僅僅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而且包含了更為深刻的內容和思想。從本質上看，今天的人文主義是對地球和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實際上已經成為全世界所有學人、科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藝術家所關注的事情，這種關懷倘若能夠凝聚成世界性的巨大潮流，那我們人類還是有希望的，如果人類繼續分崩離析下去，那么人類共同拯救地球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種危機感促使我寫出了《警世鐘》、《沙塵，我奉上永恒的詛咒》等文章，也使我對藝術界的一些現象能夠慷慨陳辭。
　　
　　張：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并入清華大學的時候，在李政道的提議下搞了一次藝術與科學的專題展覽，目的就是想論證藝術與科學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是一體化的，因為他認為在文明史的發展過程中兩者始終沒有分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最近讀了您對于藝術與科學關系的文章，您的看法和李政道的觀點可謂涇渭分明，認為藝術與科學沒有太大的關系。
　　
　　范：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把哲學概念弄清楚，科學是什么？藝術是什么？如果概念混淆就很容易犯像李政道這樣的錯誤。通過展覽的作品，我看到那些藝術家們根本不了解科學，只是科學家們需要他們為科學的理論做出一些圖解。這樣做最終會導致藝術呈現出一片混沌性、荒謬性，很容易為后現代鳴鑼開道。
　　
　　科學家所看到的美不是藝術家所能看到的。天體物理學家開普勒講宇宙是六聲部的交響樂，它不能為平常的耳朵所聽到，只能為科學家的心靈所感到。我曾經問陳省身先生：數學到底美在什么地方？他說簡直美極了，做得好的數學，其結果是非常簡潔、單純和漂亮，這是他生前和我講到的，一言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個大美，科學家只是從科學邏輯上逐步地接近它，因此科學家所追求的美是一種公式化的接近宇宙本體的一種描述，這種描述越簡練越妙。
　　
　　柏拉圖講宇宙是永恒理念的摹品，而藝術是摹品的摹品。說我們的藝術是摹品的摹品，是不是貶低了藝術家？不是。藝術家有天才的摹品，也有拙劣的摹品，天才的摹品畫葡萄，徐渭就能畫出絕妙的葡萄，充滿了生氣，而且在作品中抒發了自己的感情，西方人畫的葡萄像真的似的，鳥來啄，這就是愚蠢的摹品。科學之美，不能夠加入科學家的主觀成分，而藝術家的摹品是主觀的，是要游離于宇宙本體的，但游離不等于背離。
　　
　　楊振寧先生和陳省身先生都不贊成藝術與科學一體化的論斷。天津市的天文館要搞藝術與科學的展覽，拿著李政道的書給陳省身先生看，書中提出最先提出物理一詞的就是杜甫，因為杜甫詩里有“細推物理”的詞句，又講屈原的《天問》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天文學著作。陳省身先生聽完后開了句玩笑說，屈原大概不會知道地球是橢圓的，因為當時沒有這種實證科學的可能，所以不要牽強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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