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及前沿熱點

西沐 朱博文

 

摘要：從1979年我國現代文化市場興起以來，我國現代文化產業呈現出市場化、產業化、特色化、生態化與數態化的發展進路。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以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為根本宗旨；實現化資源化、系統化、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大眾化）作為發展的邏輯主線；將推動文化產業同金融、科技、消費與數字技術領域的融合視為產業發展的戰略取向；實現資源共生與國家戰略舉措和市場機制、互聯網機制相融合；滿足多樣化、多層次、多目標、個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標；積極完成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其中在完成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需要特別注重基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文化資產的形成與發展、文化+數字場景建構、數字文化及其產業治理等方面的問題。

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認知與實踐過程。在實踐過程中，由概念態、市場形態、產業業態到產業生態不斷深化。其實，每一步都是認知不斷突破的結果。從改革開放以來，1979年廣州東方賓館誕生了全國第一家以演唱流行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開啟了文化市場的大幕，昭示著新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改革開放并行不悖。1990 年中國政府首次開始使用“文化市場”的概念思想，并在 1991 年開始設計制定系統的“文化經濟”政策。至此，人們對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認識觀念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為階級政治斗爭服務”，逐漸過渡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層面。行至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迎來深化與創新改革重要發展時期。黨的十八大重申文化強國的戰略地位，另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文化制度改革”，著重論述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全面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性。[1]文化產業發展要開始統籌與社會各部門的內在邏輯關系。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推動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實踐便進入資源活化階段。發展至今，我國文化的市場化道路已有四十多年的實踐經歷。

當前，文化產業不僅是國家文化建設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創新發展的重要形態，而且越來越成為文化創新發展的強大的基礎性支撐，并不斷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在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益的同時，推動了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與文化的傳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規模以上文化產業及相關企業營業收入已達12.18萬億，同比增長0.9%，約占當年GDP的十分之一,已然成為一國綜合國力最直觀、最具體的反映。

基于此，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當今和今后一段時期內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政策趨勢。二十大報告擘畫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為新時期我國文化產業提供根本遵循。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擔負著重要使命，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建設，文化建設要實現體系化的進步，既有內容的現代化，也包括表達方式的現代化、思維方式的現代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和文化治理的現代化。[2]在該背景下，為使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變化新要求相適應，洞察文化產業的發展大勢，明確發展方向，摸準痛點，抓住發展機會，就需要系統梳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并找準其前沿熱點。

 

一、文化產業發展的四大戰略取向

 

文化產業是一個復合詞，由“文化”和“產業”兩個詞組成。“文化”與“產業”原本是兩個關聯度不高的領域，但現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卻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文化產業屬于社會文化中的經營性文化部分，是文化的經濟屬性的集中體現。文化產業性質主要指文化產品的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這些具有商品經濟的一般特性，從事文化生產、流通的主體可以通過資本或勞動的投入獲得利潤。所以，文化產業以獲取經濟效益為主要目的，其產業性質體現為對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3]因此，文化產業具備企業化經營方式、產業化行為、文化價值的市場轉換性和高技術與高智力含量等特點。遵循文化產業的概念特性，文化產業的發展戰略一開始提及的是文化與金融融合、文化與科技融合，后來又加入文化與消費融合，特別是文化與旅游融合。學者武金爽在《文化產業與相關產業融合的研究熱點及趨勢》中通過文獻計量法分析2000年至2020年國內文化產業與相關產業融合領域的研究熱點也進一步證實文化產業與金融、科技、消費等領域的融合是當前文化產業戰略發展話題中最為熱議的三個領域。[4]

（一）文化產業與金融融合

中國經濟持續30余年的超高速增長使得消費結構進入一個快速轉型階段，前期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造成生產能力的大量閑置和產品的大量積壓。面對國內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的調整轉型，2010年4月8日，中央宣傳部、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銀發〔2010〕94號）。[5]由此表明：發展文化金融是中國面對新經濟社會發展大環境的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

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資源特質的金融服務。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一種重要的建構力量。文化金融是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及其資源價值發現水平與能力建設的重要方法與手段。圍繞文化及其資源價值發現這個核心，運用價值管理的基本手段，建構文化及其資源活化機制，可以說是當代文化金融的根本。

文化金融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文化產業與金融產業的融合，而是指在文化資源資產化、產業化發展過程中的理論創新架構體系、金融化過程與運作體系、以文化價值鏈構建為核心的產業形態體系及服務與支撐體系形成的系統活動過程的總和。[6]文化金融及其產業作為一種新的業態形式，其主要特征或特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化資源的非標準特性、復用性、消費過程的增值性、價值的復合性、環境友好性等，是文化金融區別于其他金融形式的根本原因。第二，價值鏈條的獨特性特質，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資源的系統化 商品化 資產化 金融化 證券化（大眾化）這一價值傳遞鏈條。第三，成長機制特質，取決于需求的規模與業態成長規律，特別是需求的個性、多樣性與業態的大眾化、規�；�要求對成長機制的內在要求。第四，動力機制的高端性特質，文化金融產業可以說是產業之上的產業，其動力機制的形成是一個文化、金融與產業動力機制整合的過程。第五，業態聚合力特質，表現在業態的復雜性與融合能力強，新業態需要在產業體系中生長，以及高度依賴產業支持體系。第六，文化金融的創新對政策的敏感與依賴性較強的特質。第七，資源的流轉及金融化對平臺化的依賴程度逐漸增加的特質。

分析文化金融的發展必須放在文化產業發展這個基本的架構中來進行，這個基本架構就是圍繞一個核心、沿著兩條戰略路徑、實現一個基本融合、達成一個基本目標。即：圍繞發掘文化最終消費這一核心，沿著文化與科技融合、文化與金融融合的戰略路徑，強調國家戰略舉措與政策同市場機制的作用相融合，達成滿足社會多樣化、多層次、多目標的文化消費需求的目標。其中核心是建立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要重視文化產業要素市場的建立，文化資源價值平臺的構建以及文化金融產業鏈條的培育與建設。因此，文化金融的戰略地位之所以被凸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是文化金融擔負著文化資源系統化、文化資源資產化、文化資源金融化與證券化這一基本路徑的構建與實現，更是不斷推動文化資源按市場機制配置的重要推手，也是文化價值發現與實現平臺構建的主體性力量。

（二）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

金融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拉動力，那么科技便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推動力，文化與科技融合也不斷催生文化金融業態的發展，這是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戰略生態。

文化與科技融合問題是在2011年后開始逐步受到廣泛關注。當前對于文化科技融合內涵的理解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文化科技化”，即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內涵是文化產業依托高科技產業的技術手段以提升文化產業的服務水平，[7]也就是說以文化為核心，運用科學技術來展示和創新文化的內容、表現形式、服務方式以及提升文化體驗檔次，從而創造更大價值。[8]第二類是“科技文化化”，文化科技融合的本質是高新科學技術向文化領域的選擇性切入。[9]第三類是強調文化與科技的相互作用，文化與科技的本體形態相融合，兩者交叉、滲透、重組并最終融為一體，從而更新了文化的技術形態，催生了新的文化業態。[10]

文化科技融合在本質上就是要加強科技成果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從以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踐見出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是一種強關聯，將最新的科技成果應用于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將會極大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發展。總體而言，我國文化科技融合發展戰略為“一體兩翼”的融合體系，“一體”為文化科技融合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兩翼”為推進文化科技融合所需的基礎支撐體系和創新體系。[11]當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模式主要分為文化與科技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實踐中融合主體參與程度兩方面，并誕生四大發展趨勢：一是萬物互聯打破行業壁壘，跨界融合持續深化；二是文化資源開放共享，數字化、社會化成為主流；三是VR、AR等技術推動臨場體驗沉浸化、交互化；四是創意設計掀起設計浪潮，顛覆文化消費方式。

科技創新，在給社會生產方式、產業競爭格局帶來重大變革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社會文化形態的各個方面，進而帶來文化的創新。文化發展又深刻影響著科技的發展及其傳播應用。沒有社會文化價值的提升，科技難以獲得發展的土壤和應用的空間。因此，在文化科技融合過程中，科技起著支撐和驅動作用，文化則起著引導和制約作用，二者間具有雙向融合的互動關系。

（三）文化產業與消費融合

隨著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優化，人們更加重視消費品質，社會開始進入消費升級時代。伴隨文化創意驅動，文化創意產業與消費升級結合將更加緊密，而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已成必然趨勢。文化創意產業拓寬消費空間，而消費升級則加速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融合，基于消費升級的消費結構變化，創意創新將成為生產要素，主導文化創意產品跨界融合，帶來的延伸價值正在催化出新興產業，并且在表現形態上造就新型商業模式。在此背景下，文化產業與消費領域融合就成為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趨勢之一。

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指出要“推動文化產業與旅游、體育、信息、物流、建筑等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因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具有共同的屬性，此后文化產業與旅游融合就成為文化產業與消費融合重大關注的領域。近來，文旅部又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深度融合，都是這一維度的一個延伸。文化產業與旅游融合能夠帶來新的產品和服務、整合旅游文化資源、提升文化消費水平、推動旅游產業結構升級，二者的融合能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可見，除金融與科技之外，市場機制也是文化資源活化的一個重要機制，其路徑就是依靠產業與市場為活化提供一種體驗消費化場景。以往的文化藝術消費品，大多采用硬廣告宣傳、教育等灌輸方式進行傳播。隨著新科技迭代的不斷加快，傳統零售供給端線上線下一體化、平臺化，場景化、社群化已成為新趨勢，釋放出消費者對多樣態、多層次、個性化的文化藝術消費需求，該種消費模式更注重親身體驗，尤其是沉浸式消費體驗，深度體驗與文化消費結合成為當下文化認知的重要路徑�；�于沉浸式體驗的文化消費創新已使傳統消費市場發生重大變化，為傳統文化創新傳播提供更多認知可能，因而具有唯一性、當下性和不可復制性，為滿足個性化文化藝術消費需求，媒介間不斷走向融合與泛化，不僅促進文化傳播的場景化發展，也為傳統文化現代化、時尚化建構新的平臺。作為一種新的消費形態，科技化場景尤其是數字化場景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利用市場機制、產業機制進行文化建設、文化傳播的速度與力度。

（四）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

隨著數字技術外溢效益擴大，數字技術與經濟結合迸發出超常規的經濟能量，另外，隨著場景體驗消費成為當前市場消費潮流，也迫使生產銷售者必須要借助數字技術為消費者提供更為優質的沉浸體驗式服務。所以，文化產業與數字化的融合既屬于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的范疇，又是順應當前消費趨勢發展的結果。

數字化是信息化發展的結果，它促進了主體的開放性、連通性與參與性，實現了數據的要素化，推動了以數字資產為核心的數字經濟的發展邏輯架構與體系，最重要的是通過技術手段的改變，更新了原來的固有邏輯，形成了新的數字經濟形態的趨勢和發展要點。以數字化為底層邏輯形成的數字基礎設施，進而形成了底層技術系統，克服了傳統意義上的數據分析、集存、利用、場景等問題，將數據要素在生產各個環節利用更為高效全面，實現數字化邏輯的全方位應用和社會數字化轉型大眾化。數字產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先導力量，以信息通信產業為主要內容，數字化的穩步發展，集中表現為數字經濟范式的創新體系變革。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集中體現為數字技術體系對生產制度結構的影響，即對傳統產業組織、生產、交易的影響。

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最基本的手段是創新，創新過程中伴隨著業態快速迭代，原有邊界消失。主要體現在產業融合、科技融合與跨界融合。文化資源具有易關聯性的天然優勢，在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發展的探索過程中，文化與科技融合，特別是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應用技術進行資源、市場、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是發展的戰略走勢。當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文化又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同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業態及自身新形態生發進行融合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受數字經濟催化，消費者釋放出愈亦個性化、多樣化、多層次的文化消費需求，因此打造一種基于數字化場景建構基礎上的全新文化消費場景推動融合體驗是文化數字化更高層面的發展要求。

文化產業與數字化的融合發展使得文化治理方式發生變革。傳統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治理更多是依靠監管管制，而非靠治理機制本身的創新與建構。在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發展過程中，要探討以數字基礎設施為核心的治理機制與形式。隨著數字基礎設施逐步得以構建，一個“平臺+生態”的數字產業生態系統逐漸形成，海量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線上、線下加速融合發展，跨行業、跨地域競爭日趨激烈，導致新問題層出不窮，老問題在線上被放大，新老問題交織匯聚，僅依靠政府監管難以應對。這意味著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方式已成為文化及其產業數字化發展的治理模式創新的新方向。

數字化與數智化是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深化發展的兩個不同的進程。而這個不同進程的重要分水嶺，是基礎設施迭代與完善發展的結果。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轉換：一是基座技術由“區塊鏈+NFT”——“元宇宙+AICG”；二是“場景”——“場鏡”；三是“資產虛擬”——“形態虛擬”；四是“以人為中心”——“以數字人為中心”。從上述四方面的轉變可以見出數智化發展的本質就是通過數字化來實現智能化的過程。

 

二、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階段

 

文化產業不僅在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優化產業結構、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現代服務業、拉動對外文化貿易、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等方面的作用業日益凸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文化產業開始進入加速發展的新時期，文化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和發展，大體來說改革開放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經歷以下幾個基本階段。

（一）文化市場的興起

市場形態的興起階段。1978年12月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于文化事業而言，主要是實現由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范式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范式。從文化體制而言，撥亂反正主要是恢復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體制上去。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到“文化產業”是有禁區的，我國第一個文化產業的機構產生于廣州東方大酒店旁的一個音樂茶座，其產生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復雜的過程，此后，由需求牽引的文化市場逐漸開啟了發展的步伐。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文化功能日趨多樣化和豐富，文化的產業屬性逐漸得以顯現，娛樂舞廳、歌廳等文娛消費場所大規模出現，我國開始出現了具有現代意義和形態的文化市場。內地音像業逐步興起，帶動了演藝業和卡帶復制業的迅速發展。70年代末，中國文化產業復蘇最為壯觀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電影的井噴，達到了人均每看電影20市場的驚人紀錄，[12]文化市場開始初具規模并展現出繁榮發展的趨勢。同時，1980 年開始，中國先后推進了文化管理機構合并，事業單位企業化等體制改革措施，過去“大包大攬”的文化建設管理方式得到逐步糾正，在文藝院團、新聞出版等諸多文化領域產生了巨大反響。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正式認可營業性舞會等文化娛樂經營活動。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1989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便開始建立。文化市場的興起成為改革開放初期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

（二）文化市場樣態的聚集

市場樣態的聚集階段。市場樣態的聚集是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種必然行為。例如過去的畫廊一條街、古玩城等等，都是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形成的市場樣態的聚集。

1990 年中國政府首次開始使用“文化市場”的概念思想，并在 1991 年開始設計制定系統的“文化經濟”政策。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民營資本的介入，使得文化企業由原來的單純國營、集體所有制發展為國有、國有控股、集體、民營、個體等多種經濟成分，社會的精神文化需求被漸次喚醒，文化需求的持續增長又對文化藝術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此影響，卡拉OK、酒吧、演藝廳、保齡球、司諾克、網吧等成為都市夜生活的幾大支柱。同時，圖書發行領域也逐步突破新華書店的單一渠道，長期在地下的“二渠道”逐步現身，一些新的民營書屋如席殊書屋，通過連鎖經營建立起自身的品牌。在藝術市場領域，隨著佳士得等國外藝術排名活動對中國的滲透，中國本土藝術品拍賣公司開始建立，并很快主導了大陸藝術市場，一些非文化類機構也開始涉足文化產業。文化市場參與主體增多使得相同的市場樣態發生集聚，逐漸形成涵蓋多門類、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生產和服務體系。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階段中國的文化產業還沒有實現集群化、規�；�與標準化。

（三）文化產業興起與聚集

產業要素的集聚階段。發展文化產業就必須要把文化資源產業化，即圍繞文化資源進行產品與服務開發，并形成一條完成的產業鏈體系，將文化產業資源更多交給市場進行配置。所以說，面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如何提高效力，如何降低產業成本等問題，產業的聚集就自然提上了議事日程。

1992年文化衛生事業作為產業類型納入第三產業重點發展規劃，“文化產業”的相關概念開始為政府、市場與社會所使用。為了落實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規劃，1996年中國進一步在相關文件中提出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任務目標與指導方針，而吸納社會組織、群眾與市場企業協同推進文化產業發展成為重中之重。民間、外資、財政等多方資金來源對文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進一步刺激產業集聚。例如，1999年全國第一家出版集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正式成立，西安市區江新區為國家文化部授予的第一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區�？傮w而言，這一階段，中國的文化產業已經初具規模，重要的是隨著產業集聚規模的擴大，逐漸形成了涵蓋上下游的完整產業鏈體系，對此后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四）特色文化產業與聚集

區域優勢資源的聚集階段。隨著文化產業的聚集，競爭趨同化問題日漸顯現。究其原因在于各地區都在力爭發展壯大，但是卻沒有根據區域資源的稟賦、依托本區域資源的特色來推動產業的發展。所以，從中央到地方，特別是我國的文化管理部門，都提出要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很多地區開始基于本區域資源的稟賦和特色來壯大發展自身的文化產業，向特色文化產業轉變。

特色文化產業的興起是由于各地區將文化資源開發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本地獨特的文化資源，尤其是非遺的產業開發，是文化資源、市場需求、技術進步和制度機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005年3月，中國國務院頒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及其附件《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工作評定暫行辦法》，對非遺做了明確定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持文化自信必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由此便生發除許多新的文化業態，并引發產業聚集。同時，非遺保護傳承理念更新也為非遺在新時期向產業深度共融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非遺與旅游、互聯網、金融、教育、科技等產業的融合成為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取向。

（五）文化產業生態的出現

平臺+生態的發展階段。隨著特色文化產業的推進，人們發現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非常好的盈利模式，政府的手伸得太長，僅僅依靠政府去發展、去建設，產業的基礎和機制發揮的效力很難實現。所以這一階段便開始探索以機制或模式來推動產業的發展，像特色小鎮、特色文化產業園區等，都在積極推進模式探索來建構產業發展的平臺。2002年至2012年文化產業創意園區從48個增長至1457個，文化產業的公共文化事業基礎服務設施保障，文化產品及服務供給規模與結構都得到了極大提高與改善，人們對多元化、個性化、均等化文化服務的消費需求得到了有力保障。

由此，中國文化產業的調整發展開始走向成熟階段，并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一起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政策法規、管理機構還是體制機制，都完成了宏觀、中觀與微觀多層次的戰略實踐部署。而在具體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國的文化產業管理也開始了“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并軌、直接治理與間接治理相結合”的新治理模式。

（六）文化產業數態化勃然興起

文化產業的數態化階段。隨著數字技術快速發展與普及應用，數字技術外溢范圍及效應開始逐步擴大，這便文化新經濟的發展引起世人的廣泛關注。在這里我們有三組數據或者是歷史發展案例，可以說明其發展的迅速與態勢：首先，在互聯網剛剛啟幕的時代，由于缺乏盈利模式及收費通道，各大門戶生存處境非常卑微。當年有一個笑話：運營商餐桌上掉下來的面包屑就能撐飽各大門戶網站的肚子。但到了數字經濟時代，各大平臺的發展使得幾大運營商到了靠蹭它們流量才能生存的地步。其次，在廣告行業領域，之前廣電系統的電視臺廣告規模是互聯網企業無法企及的，但現今，光字節跳動一家企業的廣告規模就頂過整個廣電系統電視臺所有的廣告規模。2021年，字節跳動廣告收入為2800億人民幣，超全國電視臺廣告收入的總和。最后，進入21世紀，特別是近幾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開始大幅躍遷，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億元。通過上述三個示例的數據可以發現，數字化已不僅僅來到了人們的眼前，而且深入融合到社會生活與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人類本身也成為了數字化進程中的一個部分，其影響逐漸波及文化產業領域。

由于文化資源的特質，文化數字化發展已經推動了數字文化經濟的快速崛起。數字化技術帶來新基礎設施的建構，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推動數字化場景的建構，因此文化市場數態化也隨之產生。文化產業的數態化具體包括以下兩個發展階段。

1.文化產業數態化數字化形態

文化產業數態化數字化形態是信息化發展的結果。文化數態化數字化實現了文化數據的要素化，數據要素化的支撐技術使以節點化、去中心化為主要特點的區塊鏈技術，而它的底層邏輯是數字化。文化數字經濟利益區塊鏈技術將文物、藝術品等數據要素化，并且產生商業價值、社會價值、市場價值，越來越多的中華傳統文化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被大眾所了解和熟悉。這也是文化數字化的一個重要目標，即將文化資源形成節點，形成多向傳播而非單向傳播，同時利用數字化的底層邏輯顛覆行業的邊界和規則，成為文化產業數態化數字化形態的一塊重要拼圖。

2.文化產業數態化數智化形態

隨著文化產業數態化數字化形態不斷發展，數字文化經濟將重心轉移至將數據文化資源轉化為數字文化資產，并且在以元宇宙為底座技術的數智經濟新形態的創新發展中不斷深化。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數據的智能化。數智與數據最為重要的區別就是由數據形成的信息，進化成為知識，最終成為智慧。而數智化這一信息鏈路徑是層層疊進的，最重要的就是在數據爆炸中找到有用的關鍵信息并實現精準的應用，使數據更加“智能”化，并為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和創新的需求進行服務。而這一應用場景，建構全新的數智化場境，這就要求技術與數據進行深度融合的背后，是以數智化趨勢為底層發展邏輯運維，最終形成數智化場境為核心的產業運行狀態。數智化的底層邏輯意味著在場景中投射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兩個場境，數字孿生的概念被推到臺前，進階的數字原生、模擬現實的虛擬世界、創新的虛擬世界與虛實結合的超越世界共存。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經歷了一條發展的邏輯主線：概念形態、商業形態、產業形態、產業生態、產業數態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脈絡或者是主線。

 

三、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共識性框架及經驗教訓

 

從現代意義文化市場的興起至文化產業的數態化，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探索，我國文化產業在長期的實踐中已形成基本的共識性框架，并在研究探索的過程中，總結出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一些基本的經驗教訓。

（一）共識性框架

經濟與文化交互發展至今，經過傳統形態的實踐，思想理論的解構到目前新時期新形態的發展演變，已形成自成系統的有機共識性發展框架。具體而言包括

以下幾個方面：

1.一個宗旨：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

提升文化資源價值發現能力與水平，實現其價值發現是文化產業創新發展與管理的根本宗旨。文化及其資源價值是一個動態的狀態，不同歷史階段與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方式、方法存在差異。不同歷史階段，影響文化資源的因素與機制也盡相迥異，其價值需要在精神消費過程中最終實現。這也就意味著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與形成具有過程性、階段性、多樣化與復雜性，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是一個過程。總體而言，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與價值管理要圍繞體驗這一核心。首先是要基于“平臺+生態”的場景，實現文化及其資源價值發現，另外對發現的價值實施有效的價值管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價值發現本身需要系統而又嚴格的價值管理；二是實施價值管理本身也是發現與挖掘文化資源的重要方面與手段，如缺少這一過程，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與實現就會存在“盲點”。所以，發展文化產業的目的不僅僅是其本身規模的拓展與壯大，而是利用產業及市場機制的方式、方法與手段，進一步推動文化資源價值的發現能力并實現其價值。

2.文化產業所依賴的發展資源是新資源，業態是新業態，需要新的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從要素投入、成本到資源控制效率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等許多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個必須要改變的極限狀態。積極實現經濟與社會的新發展，因為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已經造成我國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生產產品的大量剩余，到了今天，我們必須重視并且要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而改變這種狀況無非有兩個方面要進行轉型：一個是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另一個是必須要尋找新的發展領域和新的發展資源。就發展資源來說，文化資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新的發展資源�；�于這種新的發展資源，需要建構相應新的發展方式。

3.文化產業是一個系統體系，要在文化建設這一戰略格局中去探索

文化產業發展不是文化建設的全部，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放在文化建設這一大的戰略格局中去考量。概括地講，文化的建設至少包含四個層面：第一方面是文化精神的培育，培育一個區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這是文化發展的最高境界。第二個方面是發展文化事業，這是文化社會化、大眾化的重要保證。我們要讓后代知道我們有什么樣的文化，要教育后代，且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這種權益。如果文化只是小眾的上流社會的玩物，那么，所謂的文化就失去其本來的意義了。第三方面是發展文化產業，關鍵是文化資源的資產化、產權化、產業化。如果沒有產業，文化發展就得不到很好的支撐與保證。第四方面是文化治理，文化既有精神層面的存在，又有物質層面的存在；既是事業又是產業，對其進行監管與治理是文化建設發展過程中應有之義。第五方面是優化文化環境，沒有一個好的文化環境，就無法實現文化的大發展與大繁榮。

4.一條主線：文化資源資產化、金融化與證券化（大眾化）

文化金融化經歷了一個長期探索過程，中國文化金融化主要經歷以下幾種形態：單純意義上的文化產品形態、文化商品形態、文化資產化形態、文化資本化形態以及文化證劵化形態（大眾化形態）等。每種形態的進化與發展都標志著市場發育的特定態勢與基本水準。最初的文化消費品，大多采用硬廣告宣傳、教育等灌輸方式進行傳播，導致文化產品流通消費囿限于少數群體當中。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文化產品建立在文化價值之上的市場價值與經濟價值受到廣泛關注，為獲取文化價值就必須通過交換讓渡文化產品的使用價值，傳統文化市場結構因此得以改變，以投資、獲利、收藏、增值為主的人群則成為文化市場的主流群體，文化商品化進程由此開啟。由于文化市場繼續發展、文化價值發現能力與水平不斷提升、經濟發展使得人們將注意力更多轉移到精神需求領域，加之世界金融危機沖擊讓文化產品在資產增值與保值方面的優勢作用得以凸顯，導致文化資源資產化趨勢得以深化。為適應國家大力發展資本金融市場，解決文化資產評估與定價問題，積累文化財富，就需要有一個綜合服務平臺服務文化資本市場的建構，即積極推進文化資源資產化、金融化的發展進程。文化證劵化是將文化以證券資產的方式進行投資，將其納入理財產品的范疇，文化資產的流動性增強，使得更多市場主體可以加入其中，從而有利于推動其大眾化的程度。

從文化產業發展歷程可見，文化產業的產生是市場和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并呈現出一條由資源化——資產化——金融化——證劵化（大眾化）的主線，并且圍繞這一主線建構打造文化新機制與新優勢。

5.文化產業發展的三條戰略路徑

圍繞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這一宗旨，文化產業摸索出資產化、金融化與證券化（大眾化）這一發展邏輯主線，基于這一邏輯主線，文化產業發展有以下三條戰略路徑：一是三個融合，即文化產業與金融融合、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文化產業與消費融合;二是基于資本和要素市場的產業鏈建構。要素化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要求，而資本作為一種關鍵生產要素，其運營是影響文化產業運作與發展的基本運動員之一，沒有一個科學和健全的文化產業資本和要素運營體系，就很難有效地建立起完整的文化產業體系。因此，建立和健全科學的文化產業資本和要素市場的產業鏈體系，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內容。三是建構文化資源活化的綜合服務平臺。文化資源要素化是一個過程。文化在于在實際的現實發展過程中，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為發展要素。文化資源發展要素化需要基本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基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文化資源確權、定價，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文化資源的資產化。

6 .實現資源共生與國家戰略舉措和市場機制、互聯網機制相融合

在文化產業的共識性框架中，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還需完成兩個融合：一是資源的共生融合。文化產業的發展是要價值上的多元共存、情感上的融匯和諧、資源上的融合發現、產業上的協同發展、利益上的共生共享、安全上的共同命運。作為一種具備高關聯度的產業，要實現上述目標，就應該積極實現文化資源與其他資源的融合發展。二是國家戰略舉措與市場機制、互聯網機制相融合。當前文化資源的活化已經成為一項基本國策，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非常重要的戰略。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必須用人類先進的現代經濟手段與工具去推動這項工作。文化活化最終的體現就是：文化及其資源要通過市場機制、產業鏈機制、互聯網機制，變送出去為沿著產業鏈整合出去、賣出去、請出去，融合成為對方或者世界文化及其資源的組成部分。

7.滿足多樣化、多層次、多目標、個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標

決定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最為活躍的因素是需求的變化而帶來的拉動力。在新時期，消費形態拉動最關鍵的變化是新消費的出現。隨著人均GDP增長，消費結構快速轉型，消費形態持續變化，消費新格局不斷建構。在此基礎上，消費已經擺脫短缺經濟時代依靠大規模生產來滿足規�；�消費需求的樣式。文化藝術消費等精神消費迅速崛起，受文化自身特性影響，文化消費具有多樣化、多層次與多目標的天然特征。另外，科技融合發展深化，互聯網與數字化技術使得消費走向離散化、個性化、時尚化與快餐化的發展態勢。消費需求形式的變化引起審美文化發生改變，具體表現為：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更為講求個人的主觀感受、個性體驗與獲取服務的便捷性。這決定文化產業的發展就是要實現一個基本目標，即滿足多樣化、多層次、多目標、個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標。

8.完成一個轉型：數字化轉型

當前數字化正在深刻改變文化產業的歷來形態，數字文化經濟是在數字技術驅動下，對文化生產制度結構產生影響，構成新的關鍵投入，引發文化創新模式與生產模式變革，文化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加速重構的新型經濟形態，是技術范式、經濟范式乃至社會文化范式的綜合。在技術經濟范式作用下，新的基礎設施得以建構，使傳統文化產業的資產形態、管理形態、消費形態與治理形態發生根本性變化�；�于新基礎設施基礎上建構的綜合服務平臺讓文化資源的挖掘、整合、開發、傳播和價值發現等方面發生轉變，在此基礎上建構數字化服務場景，以滿足個性化、多樣化、多樣態的文化市場需求。另外，數字化進一步深化對文化產業業態、生態的影響�；�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化消費場景的建構倒逼業態層面也相繼出現一些新的趨勢，通過平臺建構全新的價值鏈與產業鏈導致新生態的生發。所以完成數字化轉型一是要圍繞沉浸式體驗為核心的場景建構；二是要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為中心的綜合服務平臺建設；三是要基于數字綜合服務平臺為基礎的要素交易模式創新；四是要基于數字綜合服務平臺為基礎的資產管理模式創新；五是要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為中心的數字治理體系創新。

（二）經驗教訓

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當前對文化產業的研究還處于相對稚嫩的狀態，由于對產業發展規律把握不足，造使文化產業在實踐發展過程中滋生出一些問題，走了一些彎路，不過這為日后我國文化產業的繼續發展總結了經驗，提供了教訓，總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認知問題，沒有認真研究文化新經濟問題

文化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發展至今也不過幾十年歷程，由于發展時長短暫導致當前對文化新經濟的相關認知與研究仍處于一個相對模糊與稚嫩的狀態。這具體表現在：一方面，部分文化學者仍然秉持傳統文藝自律觀念，忽視當前文化產業化發展的潮流現實，在認知中深受法蘭克福學派思維觀念影響，對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持反對態度。另一方面，將文化產業籠統地等同于一般物質性產業。文化經濟由于文化資源自身獨有特性并是以滿足受眾精神需求為旨歸，這導致其與其他經濟形態在價值發現與價值管理方面存在根本性區異，而當前很大一部分研究還是從純經濟視角出發，簡單套用一般產業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導致研究結果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不符。

2. 缺乏頂層設計，或者說頂層設計往往被利益團體所左右

文化經濟作為一種特種經濟形態，在生發與發展過程中有其自身客觀存在的內在規律，要實現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就需要以此為立足點，從文化經濟本體的角度出發對文化經濟活動或組織進行頂層設計。而當前在實際中，文化經濟缺乏自身相對科學獨立的頂層設計，或頂層設計被利益集團所左右，導致文化產業發展方向偏離自身發展軌道，或過分追求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而忽視其社會效益。

3. 沒有把文化產業發展當成現代產業來對待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新型產業，其發展程度是地區軟實力的直接衡量標準，同時文化產業作為一種高關聯度產業也與前沿科技進行緊密融合發展，尤其是數字文化經濟當前的規模已達到不容忽視的地步，這都昭示著文化產業應當屬于現代產業的范疇。然而，在現實中，有許多文化產業主體尤其是非遺相關產業，仍沿用傳統小農思維觀念，對文化產業進行經營，使得很多傳統文化產業與現代社會發展潮流脫節嚴重，沒有現成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活化”的社會“大合唱”。

4. 現代化產業體系與治理體系沒有建立。資本市場、要素市場發育滯后

當前文化產業發展仍將重心僅僅放在文化產品市場本身，而沒有形成與之相匹配的現代治理體系，這導致當前文化產業在實際運作中亂象頻出，其行業秩序混亂。另外，文化的資本市場與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導致文化企業的融資效率低、文化市場資源配置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文化的資源化與資產化程度低、文化產權不明晰、文化資本無法被現代金融體系所接受等一系列問題。

5. 數字文化產業等新業態發展有待進一步突破與強化

當前隨著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業態進行與之相應的突破與強化。這主要是因為一是新基礎設施推動文化產業業態重塑；二是消費升級與新消費催生新精神文化，倒逼業態需要適應這一趨勢；三是新的數字經濟形態對文化產業服務提出了新的需求。

6. 基于平臺+生態的文化新經濟新形態得不到重視

基于文化資產的文化新經濟生態是一個全新生態，它不僅僅區別于傳統文化經濟的產業形式、產業形態，更是通過建構新的產業形式、產業形態，不斷生發和建構新的生態。所以新生態是保證推動、孵化文化新經濟形態發展的基礎。然而當前基于平臺+生態的文化新經濟新形態得不到重視，從而導致基于新基礎設施的綜合服務平臺功能不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無法落地，文化新經濟新形態的治理平臺得不到保證。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沿熱點

 

文化產業發展至今已取得令人驚異的成果，獲得中央與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產業界與學術界也愈意將研究探索的對象進一步聚焦在這一領域，并從各個視角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難點、熱點問題展開觀察研究與探索，且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仔細審視我國文化產業的歷史發展軌跡，從產業當前實際發展狀況與發展趨勢出發，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重要的前沿熱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數字文化產業化及文化產業數字化

數字文化產業是數字文化產業化的結果，其發展本身是一個系統，有自己獨立的系統體系，這個系統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大的方面：數字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數字化、數字文化跨界融合、數字文化及其產業治理。其中，數字文化產業化與文化產業數字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1.數字文化產業化

所謂數字文化產業是以文化創意為核心，依托計算機、互聯網、數字處理等信息技術，進行儲存、創作、生產、傳播、交易、消費等，是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體現。數字文化產業通過“數據超市”“數字化文化消費新場景”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生產要素，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產業化環節，使其在供給側發力，將文化資源貫穿于全體部門行業。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文化產業是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圍繞符號創作者的創意生產實現去中心化的設計、生產、銷售、流通、服務，使得文化創新驅動模式從規模效應轉向為范圍效應。數字文化產業不僅關注資源稟賦，更強調數字技術與符號創意作為產業鏈的核心要素，即關注復合式創新實現底層技術的融合，底層技術的融合推動技術應用的擴散，技術應用的擴散推動技術繼承的創新。[13]

2.文化產業數字化

文化產業數字化，即運用現代數字技術，結合現有文化資源，開發以數字媒介為依托的文化商品與文化服務，重在強調將文化內容從“非數字化”形態轉化為“數字化”形態。相較于數字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數字化既要利用好數字技術實現自身的價值賦能，使產業發展能夠順應時代潮流，延長產業生命周期，完成產業的現代化轉型，又不能因之而偏離甚至背離產業發展的本體性規律，尤其是對文化資源本體造成破壞，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喪失產業辨識度與差異化核心競爭力。

（二）文化資源化、資源系統化、系統資源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大眾化）

我國文化產業的前沿熱點之二是文化資源化、資源系統化、系統資源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大眾化），即文化金融的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主線。文化資源活化戰略格局中，資本推動文化及其產業的發展過分地重視資本市場作用這一主線，而忽視了不同文化的資源化、系統化、資產化、金融化與證劵化（大眾化）這一發展主線與核心的作用。發展文化產業的根本宗旨是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而要實現這一宗旨，首先就必須將文化進行要素化，在要素化基礎上再進行文化資源化與文化資源的系統化。只有在文化資源化與文化資源系統化的基礎之上才能對其展開圍繞價值發現的價值管理，也只有進行價值管理才有可能將文化資源價值引致最大化。隨著文化市場逐漸成熟，為滿足人們日益增多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對文化進行資源流轉及產業開發，而進行產業開發的條件則要將系統性的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投資資產（資產化），為解決文化資產的評估與定價問題，進一步調動文化藝術資源的聚合作用，積累文化財富，就需要有一個綜合服務平臺為文化資本市場提供支撐與服務，使得文化產品成為能夠被金融體系接納的一種金融資產（金融化）。為推動文化大眾化程度，增強文化資產的流動性，這就需要在金融化基礎上實現文化資產的證券化（大眾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資源效應的最大化。

（三）基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文化資產的形成與發展

我國文化產業的前沿熱點之三是是基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文化資產的形成與發展。文化資源作為一種非標性資源決定其資產形態也難以被標準化，基于此，在運營過程中，需要較為完善的體系與比較長的政策服務鏈條作為保障，而上述方面的實現，則需要平臺對各方面進行整合。同時，由于我國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文化及其產業數字化發展無法在全國范圍內解決，而需要利用平臺機制進行點的突破。這意味著文化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建構文化產品綜合服務平臺。

數字文化資源資產化是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與關鍵問題。數字文化資產是擁有數據權屬的（包括挖掘權、使用權、所有權、管理權）、有價值的、可計量的、可讀取的數據資產信息，是基于數字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集合性新形態資產。[14]一般來講，數字資產可以分為四大基本類別：一是數字性資產形態，比如文化產品的生產、載體與呈現均為數字化的過程，這種數字化的文化產品實現資產轉化，就是數字文化資產形態。二是內容性資產形態，包括物理形態的內容數字化或數字化的內容資產化，它是把文化表現的內容資源化、資產化，形成內容數字化文化資產形態。三是復合性資產形態，即綜合性的復合型數字化文化資產，表現在數字文化資產與實物文化資產有一一對應的映射關系，購買數字文化資產即意味著擁有實物文化資產的所有權。四是數據性資產形態，即數據資源的資產化。

數字文化資產是數字化場景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概念，它是受數字化場景發展催化與市場需求拉動而形成，沒有數字化文化資產，數字化場景則只能淪為虛幻場景，只有數字化場景與數字資產相適配才能夠演變為產業形態，才能真正建構起產業發展的生態。所以文化產品資產管理是文化數字化發展日益重要的戰略業態。

（四）文化+數字場景建構

我國文化產業的前沿熱點之四是“文化+數字場景建構”。分為兩個基本的發展與進化階段：數字文化場景階段與數字文化場境階段。

1.數字文化場景階段

文化產品消費需要的是深度沉浸式融合體驗，需要的是一種深度的體驗過程。數字化場景階段強調的是在地、在線、在場，主要解決的是體驗的感官性探索。數字化場景是數字化消費、數字化市場、數字化網鏈、數字平臺、數字治理這一系統生態的基礎。數字化場景并非僅是一種簡單場景，而是數字化消費、數字化市場、數字化網鏈、數字平臺、數字治理一系列過程的產物，與消費需求相適應，是系統生態的產物。數字場景的建構與發展需要解決兩個個層面的主要問題：一是要在建構數字化場景的過程中，首要解決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即產品服務的數字場景化與沉浸式交互體驗的數字場景化；二是在數字化場景建構過程中，如何實現以客戶為中心及以信用管理為核心這兩個基本點。通過解決數字化場景建構中的雙層四方面問題，使數字化場景的管理能力與水平不斷強化。

2.數字文化場境階段

從場景到場境，即從場景化“在場”到“在境”，本質上是強調基于元宇宙的數智化是數字經濟新形態。相較于場景，場境強調的是元宇宙場域中的在境，從其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相近結構系統間的互動、理解與共鳴，是建立在沉浸式的場域中的理解、體驗與互動。數字化場境與場景的主要區別是：場景基于元宇宙基座上由數字化鑄造的以數字資產為核心的可沉浸體驗、可消費、可流轉可系統服務大的場景；而數字化場境是各類主體圍繞一項或多項特定需要，運用數字技術推動服務要素整合、業務系統集成、運營模式創新，提供實時、定向、互動、系統性數字化應用體驗的場域。無論是數字化場境與場景，都是數字化應用的重要載體與核心。

在數字化發展過程中，數字化場境與場景，雖然是數字化發展的不同階段與進程，但不存在誰排斥替代誰的問題，從長期來看，它們的存在是一種共生狀態，都是作為數字化轉型的終端應用、成果輸出和價值實現，短期內能拉動數字化投資、擴大數字化服務消費，長期內能驅動數字化創新、服務普惠和價值增長，正成為不同區域與業務單元或是系統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把握數字化場境及數字化場景的不同內涵，對于認知與攻克數字化場境及數字化場景建設的痛點，不斷加深數字技術在各領域應用，開啟以末端用戶的微觀應用帶動數字技術的宏觀發展規模，以應用范式、商業模式反哺技術創新具有重要現實借鑒意義。

(五)數字文化及其產業治理

我國文化產業的前沿熱點之五是“數字文化及其產業治理”。傳統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治理更多是依靠監管管制，而非靠治理機制本身的創新與建構。在文化及其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過程中，要探討以數字基礎設施為核心的治理機制與形式。隨著數字基礎設施逐步得以構建，一個“平臺+生態”的數字產業生態系統逐漸形成，海量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線上、線下加速融合發展，跨行業、跨地域競爭日趨激烈，導致新問題層出不窮，老問題在線上被放大，新老問題交織匯聚，僅依靠政府監管難以應對。這意味著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方式已成為文化及其產業數字化發展的治理模式創新的新方向。

當前平臺已成為數字基礎設施協調和配置資源的基本單元，因此對平臺之上的各類文化經濟問題，平臺有治理責任和義務，也有治理優勢。平臺可以基于在線合作、分享互助的知識性協作社區推動共建、共治、共信、共享等治理基本理念的落地、治理基本體系的形成。另外在數字基礎設施之上，文化產品綜合服務平臺已經進化成結構更為完善、體系更為完整、功能更為系統的數字化平臺，在數字化平臺上最為重要的是數字化場景，這也表示數字化治理的實質是對各個數字場景進行監督管理。所以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為中心的數字治理體系創新要在場景化上下功夫。

在治理平臺搭建起來后，需要有生態保證�；�于數字文化資產的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是一個全新生態，它不僅僅區別于傳統文化產業的產業形式、產業形態，更是通過建構新的產業形式、產業形態，不斷生發和建構新的生態。所以新生態是保證推動、孵化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另外，平臺建構后要面臨治理手段和參與路徑與整合等具體參與的方式方法問題。[15]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新技術，使參與手段更加數字化、技術化、智能化，同時對參與的監督管理也更加科技化、智能化、數字化，使治理本身具有高度的數字化、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所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具體技術是平臺維持正常運轉的前提條件，為平臺提供重要抓手。

 

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已走過四十多年的歷程，并呈現出市場化——產業化——特色化——生態化——數態化的獨特的發展進路。在長期的發展實踐中，文化產業發展始終以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為根本宗旨，并呈現出文化資源化、系統化、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大眾化）的發展主線。當前，文化產業與金融融合、文化產業與科技融合、文化產業與消費融合、文化產業與數字化融合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取向。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還要注重實現資源共生與國家戰略舉措和市場機制、互聯網機制相融合。作為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產業，文化產業需要滿足多樣化、多層次、多目標、個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標。上述構成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長期以來形成的共識性框架。行至目前，文化產業的數字化發展成為行業領域內最為前沿與熱議的話題，在文化產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基于綜合服務平臺的數字文化資產的形成與發展、圍繞沉浸式體驗為核心的場景建構以及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為中心的數字治理體系創新。

作為一種新興經濟形態，文化產業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全球化的推動。當前，在全球化進程面臨困難之際，我們需要加強對文化產業“發展縱深”和“高端形態”的研究和認識；重視和發展文化產業，更需要尊重它自身的發展規律。文化產業的內容產業決定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要注重內容的正能量。文化“以文化之”，是心靈的洗禮和提升。文化在實現更廣泛傳播的“大眾化”的同時，應承擔起思想啟蒙、價值引導、重建共識的功能。

（本文系西沐2022年9月22日在保利文化集團業務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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