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溯源，圖式概念的提出與圖式理論的成熟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就連圖式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演化著的。一般認為，德國哲學家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最先提出了圖式(schema)的概念，圖式說在康德的這部哲學巨著中是十分重要的理論，在研究人的認識本質時，康德明確提出人認識事物需要一個中介，康德指出：“……，現在最清楚地，必須有一個第三者存在，一方面與范疇同質，另一方面與現象同類，而使前者對于后者的應用成為可能。這個居中媒介的表象必須是純粹的，（沒有一切經驗內容），而同時又必須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這樣一種表象就是先驗的圖式(schema)”。

康德

溫純如在《認知、邏輯與價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新探》中提到：“在康德那里，圖式不是經驗的概括，而是抽去差別性、個別性，帶有一種普遍共性的感性結構。”康德認為時間和空間“只屬于我們心靈的主觀構造”，這種構造是對物自體所提供的感性材料進行安排、整理、加工的一種觀念中的預成構架，不是物像本身具有的時空結構，而是主體賦予物象以時空的構架。盡管康德的圖式說包裹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之內，因而具有濃厚的先驗特征，但這一理論提出了“感性與知性，個別與一般，直觀與概念聯結需要一個‘中介’，主客觀統一需要一個結構和途徑的問題”。并明確了主體認知客體需要一個“中介”，這是主體建構客體的結構方式，在認識論的進步意義上是極大的推進。

在康德提出圖式概念之后，許多哲學家、美學家都論及過康德的圖式，且均力圖消解康德圖式概念的先驗色彩。恩格斯就把康德的“先驗性存在”轉換成“積累起來的遺傳”，這是康德先驗認識論原理在辯證法中的運用。最有意義和價值的當數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的看法，他雖聲稱自己不是一個康德主義者，也反對康德的先驗論，但他強調主體的“構造”的能動性，在哲學傾向上與康德是完全一致的。不過，他的個體發生學研究比康德前進了一大步。圖式是皮亞杰發生心理學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schema后期一直用scheme）。在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中，圖式是指個體對世界的知覺、理解與思考方式，是主體接受、過濾篩選客觀刺激的工具。在皮亞杰看來，人的認識過程不是單純的S（刺激）→R（反應），不是機械、被動的“刺激→反應”模式，有很大的能動性。周文彰在《狡黠的心靈：主體認識圖式概論》中提到：“認識過程應該是S→AT→R，AT即圖式對客觀刺激的整合。客觀刺激只有經過圖式的整合才能成為主體大腦的反映，形成主體認識。”皮亞杰的圖式理論有力證明了圖式在認識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并指出圖式是認知起點核心，有了圖式，主體才能夠對客體的刺激作出反應。

皮亞杰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人工智能與心理學成果的結合，人們又進一步的對圖式有了更明晰全面的認識：“圖式是指高級的、復雜的、日積月累的知識結構；是“世間典型情境在大腦中的反映”。（cook,1989）；Tomas Devine (1987)將圖式定義為知識的單元；Widdowson (1983)認為：圖式是認知的構架，它使信息有條不紊的儲存在長期記憶中 ；Rumel hart（1977)，把圖式解釋為以等級層次形式儲存于長期記憶中的一組“相互的知識結構”或“構成了認識能力的建筑砌塊”。陳思潔在《從圖式理論來看閱讀的心理過程》中提到：圖式是一種記憶結構，它即包括語言、文化、民俗等其它領域的知識，也包括已形成的神經反應模式。”

再來對圖式的中國含義作一考察：“圖式”概念在我國一直被用作地理學術語，比如：1912年佚名所著《東陵圖式》、1875年的輿圖《南苑圖式》、1873年沃興阿等繪制的《東西陵圖式》、1805年的輿圖《盛京通省全圖式》等等不勝枚舉。《辭海》載“圖式”：測繪地圖所依據的各種注記的規格。內容上包括地圖上所用符號的式樣、尺寸何顏色、注記字體大小與排列，以及地圖整飾形式以及說明等。但也用于其他方面：如元陶宗儀著《琴箋圖式》、清孔繼汾輯錄的《文廟禮器圖式》、清允祿等修撰的《皇朝禮器圖式》等。通觀圖式的現實用途，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圖式概念與認知心理學圖式概念是內在對應關系的，它不僅是認知（地圖）的框架（注記規格），還包括用這個框架內的種種表象（具體地圖）。

到此，我們可以說：圖式是一個整體結構：既是由知識構成的單元，又是信息加工的基本框架，作為認知的“橋梁”，它能夠運用于認識事物、創造事物等幾乎所有人類認識活動中。作為人類認識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圖式結構在美術作品的欣賞活動中也會參與其中，從欣賞圖式結構研究入手可能會對欣賞差異產生進一步的認識。（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