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大衛·霍克尼“春至”和“迪奧小姐”在佩斯北京與尤倫斯的分別開幕、陸續閉幕，成了當月798藝術區中備受矚目的兩個展覽事件。本文從展覽出發，結合波普藝術的歷史，以藝術與時尚、精英與大眾的命題對展覽進行延伸思考。

背對著藝術史獨自朝向眼前的新風景。

藝術
1.藝術的“高度”（時代——語言）
　　重要的文藝大家，都在同所處時代做“對手”。他或超前，引領滯后的同類。快人兩步，必是亡命之徒，快一步只能懷才不遇，快半步則恰到好處，一發不可收拾;他或是叛逆、厭棄著他的時代，積極者努力恢復古典精神，消極者則在不合作中掙脫、逃遁著時代，再于不經意間留下來過的痕跡;他亦或徹底擺脫時空束縛，追尋到一種永久性的悲觀。

第一類是孤獨的拓荒者，新時代的覺醒者。死于精神病的尼采，無人問津的塞尚，被命運嘲弄的梵高，精明強悍的畢加索;第二類是于踉蹌間呼喊“人心不古”的孔丘，韓愈、柳宗元、趙孟頫的借古開今，拉斐爾的走狗安格爾，也是自棄如八大山人，隔絕如莫蘭迪;第三種是晚年蘇軾，“心如已灰之木”只好“江海寄余生”，遭遇時代處境引起對人生的徹底否決，一并如倪瓚不食人間煙火般的淡漠......闖進時代，再超越世俗人的敏感，覺出它的“不對”，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分別走出來。審視這一部分的藝術，需要配合創作者的時代語境作為補充，才得完整。

2.藝術的“深度”（人性——語言）
藝術體現著人性的深度，藝術家擁有世俗人不能夠的經驗方式和超常領悟，或是常人無才用藝術語言為其記痕的天資。

這是建立在人性普遍性之上的藝術，它首先并不以開創時代為目標，卻往往是在對人性的內向式的細微觀測中創出一番新天地。這種觀察與體味有別于政客、商人、凡夫俗子的那種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聰穎。魯迅貓頭鷹般的雙眼洞徹到《阿Q正傳》，挪威表現主義畫家蒙克在恐懼中《吶喊》，劉錚鏡頭之下生冷的《國人》，也可以表現為夏加爾的天真爛漫、純真無邪......它也許碰巧反映出時代人心的某種精神，或許順道開創了新穎的藝術形式，但這一部分的藝術，是以對深藏于普遍人性中不易察覺的“別致”之開啟為前提的。

3.藝術的“廣度”（形式——語言）
為藝術而藝術，不斷擴展著人類感知能力的廣度和極限，形式的實驗與開發能夠與時代、社會、生活不發生直接的關聯，也可以與對人性的體味再拉開一點距離。

塞尚的坎坷、艱辛、不被理解，塑造了他沉默堅韌的性格，這或許是他創造出堅實穩固的結構的其中一個動因，但更為根本的，是塞尚對“物體之美”的另類思考與實踐。抽離掉具體的人生，他或許一樣可以生出創造新形式的原始沖動。時代與社會也只是他創立一種新的審美方式的背景而已。達·芬奇、塞尚、康定斯基其實是藝術形式的科學家，擅以視覺語言進行創新實驗的“理科生”。

這里的“藝術”作為人類智慧的高級產物，區別于政治宣傳、商業美術、大眾娛樂，而反映在以上概括出的三種人文維度里。現實中彼此糅合，難加分別。一件輕易之間就滿足了世俗人欲念的娛樂商品，我們“勢利眼”般的為其命名：裝飾設計、工藝美術、藝術衍生品、網絡游戲......而以人類創造出的各種高度、深度、廣度的文明為“藝術”，被記錄在冊（藝術史）。然而，當易懂的法則遇到了“波普藝術”（popular art）的挑戰，而后被徹底攪亂，成了一樁藝術史的“公案”，一個需要被不斷加以追問的歷史遺留問題。

波普藝術
現代藝術史出現的兩次重大轉向是馬塞爾·杜尚和安迪·沃霍爾分別挑起的鬧劇。前者從“藝術”的“外部”開始胡搞，沖破了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使藝術同質于日常生活;后者進入“藝術”概念的“內部”進行搗亂，混淆了純藝術和商業美術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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