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話：有的人在專家面前是黨的干部，在黨面前是專家。現在，這樣的人多得數不清。從某個角度上講，現存的教育機制非常“成功”。它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螺絲釘：聽話、順從、不叛逆。正如錢理群說的，他們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與社會保持了高度的“和諧”。

　　記者：有人認為，學院知識分子越來越注重個人利益和及時行樂，與現實問題漸行漸遠，你覺得呢?

　　李小山：上世紀五十年代，有“右派”站出來指責當時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問題閉起了眼睛。不閉起眼睛的結果，就是眼睜睜地看著“蛋”往“墻”上撞。到了現在，許多知識分子變得更乖巧，更實際，也更犬儒。他們不是閉起了眼睛，而是直接把腦袋插進了沙堆，事不關己，天塌下來又不是壓著我一個人。沉淪是容易的，堅持卻是艱難的。所以，我時時提醒自己，盡量不做事后讓自己臉紅的事。

　　記者：你一直批評中國畫，可是有的中國畫家很真誠地表達，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推動中國畫繼續發展。

　　李小山：真誠是不足信的。而且，真誠這東西有時候是可怕的。眼下，一幫新儒家正在非常真誠地幫助國家出謀劃策——為什么他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他們對這個國家愛得真誠(請原諒我改動艾青的詩句)。他們真誠到了把余英時逐出儒門，因為余竟然相信憲政和普世價值。再說了，沒有人真誠得過希特勒、本•拉登，他們為了真誠敢與全世界為敵。所以，我始終相信兩點，理性和常識。假如有人真誠地認為一萬年后太陽會從西邊升起，面對這樣的幺蛾子，別爭辯，少費些口舌吧。我對中國畫沒那么反感。相反，我非常喜歡中國畫。但我得補充，我喜歡以前的中國畫，尤其是宋代的中國畫。宋以后一步一個臺階往下走，時至今日，頹勢依舊。對待中國畫的看法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態度。中國這樣文明古國如果缺乏深刻的、全局性的現代化轉換過程，后果便是保守主義經常占據上風。開個玩笑，連貪官家里的抄出來的所謂藝術品也都是傳統書畫作品。就像我常常會接到邀請，參加一些機構的文化活動，幾乎都是一色的傳統書畫。無論是官員、商人，還是大眾，多數人的趣味都在現代之前，在前現代之前，情況就一目了然了。聯系到前面說的文化生態問題，我對中國畫的看法應該說是清晰的。

　　記者：很多對藝術批評的現狀不滿意，如何辨別真正有價值的發聲呢?

　　李小山：批評家應該具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職業素養，二，職業操守。職業素養因人而異，有的底子厚，有的底子薄;有的有自己的理論系統，有的只是有感而發。但是，職業操守就屬于一個底線問題。眼下，權力話語和資本話語所向披靡，人們迷信級別、官位，迷信市場價格，自然而然，學術的話語權變得無足輕重了。許多批評家成為吹鼓手、轎夫和廣告詞的撰寫者，職業操守的喪失，與其它領域的情況差不多。胡言亂語的“磚家”一撥又一撥，大家見怪不怪了。世道如此，批評家再學術，再公正，再堅守，人家老是把你的話當做耳旁風，時間長了，你總不能一直自說自話吧?優秀的批評家有素養，有擔當，像優秀的藝術家一樣，終究極少數。我前面說，現在是眾聲喧嘩，太鬧了。吵架的人嗓門總是一個比一個大。說理卻不靠這個——很多時候，說理是孤立的，是受冷遇的。聽眾習慣了大嗓門，耳朵有點失聰了。

　　記者：請聯系你的本職工作，談談中國的美術館問題。有學者指出大部分美術館其實是展覽館，背后是管理問題還是其他原因?

　　李小山：中國的美術館大部分是收費展覽館——請注意收費二字。藝術家和藝術機構花錢租場地做展覽已是常態。我手里沒有數據，不知道各地美術館的財務年報里場租費的比重。隨著物價上漲，場租費也是水漲船高，估計收入是十分可觀的。近年來，許多地方的美術館硬件建設欣欣向榮，各地有新館上馬。有的場館很贊很潮，達到了國際高水準。我曾去一家省級美術館參觀，共三層，一層是展廳，三層是休閑區，二層全是辦公室。館長、書記一人一大間，副館長、副書記一人一單間，連部門主任也是一個單間，并且裝修豪華，設施齊備，真的讓我大開眼界。美術館的行政化、官僚化狀況與所有衙門如出一轍，這樣，所有癥結也是如出一轍的。

　　記得吳冠中說過，現在的美盲比文盲多。這是對的，但也不全對。美和審美，在當下的藝術系統里，僅是一個方面，一種品質。當下的藝術集觀念、知識、感覺、經驗、行動為一體，拓寬了與社會的接觸面，增加了藝術家的自由度，使得藝術更多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說句實話，在培育、提高觀眾欣賞藝術的水平方面，很多美術館做得不如商場、廣告和各類產品設計。我看到不少櫥窗、廣告、產品設計的藝術趣味和內涵相對不錯，而到很多美術館，撲面而來的卻一股與世隔絕的陳舊氣息。前者與當下的生活和人們的期許密切相關，后者停留在幾十年、上百年前的階段。我要說明一點，就性質及功能而言，美術館和博物館不同。博物館是面朝以往的，主要是陣列、展示藏品，把以往的文化藝術成果予以推廣和普及。美術館是面向當下和未來的，應在觀念、視野、知識方面不斷積累和增量，為文化藝術的傳承、發展添磚加瓦。

　　西方國家的美術館有不少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從改革開放以來實際情況看，不論在什么領域，大凡我們誠懇向西方學習并借鑒其經驗，就有起色，就有成果。而大凡拒絕學習和借鑒的領域，都存在著僵化現象，甚至存在倒行逆施的趨勢。換句話說，每當我們敞開大門努力靠近世界文明潮流時，我們就發展，就進步。每當我們關上大門或半開半關是，我們就停滯，就受挫。學習和借鑒不是拜服在人家腳下，不是向人家諂媚，而是為了接近標準，超越標準——當然了，說起超越，目前只是想想而已，估計時間很不短。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美術館會議，發覺大家都熱衷于談特色。我說了，國內的美術館往往只強調所謂的特色。特色二字相信大家早已聽得耳朵起老繭了，大到國家層面，小到具體單位，“特色論”是我們的最大特色，既是護身符，又是最好的保護色。我并不籠統地反對特色，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美術館應該有自身的特色，這是無疑的。然而，這種特色須建立在普遍的標準上，否則特色很容易給不作為或亂作為找借口，變成自欺欺人的理由。明知在理念、運行、管理等等方面，普遍的標準已經擺在那里，故意忽視和排斥，不得不說是霸道和蠻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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