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看到你的一段訪談，說你不太愿意參加研討會，也不樂意多發聲，原因是什么呢?

　　李小山：是這樣，我一直刻意盡可能少參加會議，少接受采訪和少寫文章。因為大部分會議純粹是消磨時間。至于發聲，我發覺很多年過去了，我的見解、思考和能力并沒有與時俱進，老調重彈沒意思。眼下很多人忙忙碌碌，動靜不小，但卻是一種低層次重復。反正，我還有點自控力，做不好不如不做。

　　另外，現在眾聲喧嘩，太鬧了。例如大家借助網絡，各種議論和觀點、吵架和謾罵，簡直鋪天蓋地。表面看，是一種言論自由和民意表達(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起到了一點點的社會糾錯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顯而易見，甚至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開端：一方面，社會的惡并沒有因為言論和民意有所收斂，有所改善，相反變得更為強硬和狡猾。言論也好，民意也好，在與惡的博弈中，取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于言論與民意的非理性方式，放大了其自身的缺陷——混亂、狹隘、好斗和毫無約束。我一直認為，我們民族像老小孩，一陣風一陣雨。恩格斯的名言：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統治者。反之亦然。社會的惡固然是社會機制的產物，其實人人有份，別指望誰可以超然在外。

　　不少人歡呼互聯網改變了社會，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的感覺比較遲鈍，雖然感受到了某種變化，但這種變化只停留在表層，深入不到社會的巖層中去。控制是無時不在的，像一條條繩索把思想的空間捆得緊緊的。網絡確實提供了很多的意見，很多的態度，就像一陣陣的風，東邊刮，西邊刮，最后無影無蹤。有一點很明顯，我們的知識分子、學者、專家連什么是道義和真理的基本的共識都無法形成，就很難談什么建樹了。

　　有的人學問、知識都不缺，缺的是常識。我讀國外齊澤克的東西，讀國內汪暉、劉小楓的言論，常常疑惑，在旁征博引的巨量信息里，他們想說明什么?做個比喻，有的人埋頭苦讀了一萬本哲學書，苦讀了一萬本歷史書，苦讀了三萬本各種其它知識的書，夠牛掰了吧?但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證明香即是臭，白即是黑。事實上，不管是宗教極端思想、法西斯思想、階級斗爭思想，還是當下那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的思想，倘若僅僅停留在個人的思想、個人的言論層面，都是可以的，也說不上什么危害性。每個個人的胡思亂想都是他們天然的權利。但是，一旦這些思想、言論進入社會實踐的層面，變成撩撥、挑動社會走上極端道路的思潮，便需要十分警惕了。那么多的教訓，那么災難歷歷在目，他們還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一句話，真是不可救藥了。

　　記者：記得你說過現在的文化生態不理想，能否具體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李小山：這是一篇大文章，三言兩語說不清。我們社會缺乏溫度，缺乏彈性，缺乏凝聚力，缺乏認同感，缺乏個人的權利和保障——在這樣的處境里，很少人懷有希望，擁有尊嚴感。

　　在思想理論圈里，兩種觀點始終對立：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前者把解決問題的方案交給了制度變更和制度轉換，一旦制度轉換便萬象更新;后者則把林林總總的社會不良現象歸結到我們的文化傳承，從而斷言制度救不了文化傳承的娘胎病。社會制度是社會文明的階段和窗口，從中能夠窺測到方方面面，這類書籍和研究汗牛充棟。單就國際共運的線索看，很是清晰。從第二國際開始，有許多思想家開始質疑單一的歷史決定論，并把決定論歸為獨斷論——而獨斷論的后果，在蘇聯的實踐樣本中是一目了然的。一度盛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修正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試圖從制度預設上消除獨斷論的陰霾。其實，我們眼下在制度問題上的繁瑣爭執，沒有超出上世紀四十年代中的《新華日報》社論的范圍和水準。要點在于，一切爭論的落實點最終都被權力銷蝕殆盡。顯著的例子：在指示可以僭越法律時，把“權力關進籠子”是癡人說夢。只有在法律可以管住指示時，關權力的那個籠子才看得見摸得著。古人說，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制度轉換和文化傳承的關系非常復雜，一團亂麻，不可能在實踐之外憑空拿出一個十全大補的方子，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常常聽到這種言論：我們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久要第一大了，如此的話，文化上揚眉吐氣的時候也指日可待了。現實是這樣嗎?文化既不能從對廉價勞動力的壓榨中生長，也不能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攫取中生長，更不能對未來的無限透支中生長。既然把文化當做生態看待，就說明它需要自然生長的過程。近幾年，學界持續討論關于“后發優勢”的問題。楊小凱的觀點是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家在經濟上的爆發式增長，掩蓋了制度變革的迫切性，給拖延、拒絕變革制度送上借口，變成了“后發劣勢”。反觀文化、教育和體育的現狀，都遇到了同樣的瓶頸。

　　經濟可以突飛猛進，創造奇跡，這是被歷史證實過的——看看二戰前的歷史就明白了。經濟和文化之間的不平衡，說明了文化自身的慣性和邏輯。很多人不厭其煩談論我們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嚴重扭曲，人人在做升官發財的美夢，生活目標、價值觀單調和單一，像一大群被逼入一條無可逃遁的巷子里的羊。我們知道欺騙和謊言像霧霾，充斥在空氣中，有人卻把原因推到了市場經濟身上。幾十年前，市場經濟離我們尚有十萬八千里遠，大科學家錢學森迎合上意，為當時的狂熱冒進提供過畝產萬斤的“科學”依據，這是個多大的謊言啊。后來錢先生又事后諸葛亮地發問，現在為何不出大師?在我看，有點明知故問的意思。魯迅一直憤憤于知識者“欺”和“瞞”的惡習，末了還留下一句“一個都不寬恕”的名言。至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聽到災難的制造者的任何懺悔，沒有看到、聽到罪惡的參與者的任何歉意，這便是隱患，便是危險的苗頭。

　　健全的人格只有建立在健全的公民社會之上，才是有保證的。除此之外沒有它途。如果每個人的公民意識覺醒并形成了，遠比雷鋒精神來得實際和重要。道德楷模很多時候時不過是一種致幻劑——當公道人心早已遍體鱗傷，道德楷模只是吊在半空里的日曬雨淋的破爛幌子。我的一個朋友說的好：善是一種愿望，惡則是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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