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破敗丑陋的旌麾，一下子天下云集而景從。你想聚集十個威拉斯貴支或盎格爾，想攏合十個德拉克洛瓦、庫爾貝，那是難于上青天的，但你想召集后現代的藝術家，立刻會有一個軍團，浩浩蕩蕩，勢不可遏。他們不是曾經喊過藝術需要有自由出場的平臺，大家都有同等的地位嗎？然而，大不其然的是，當后現代主義一旦成了氣候、成了霸主的時候，它們對古典主義的排斥和扼殺，絕對是六親不認的。正所謂赤腳的不怕穿鞋的，任何人都怕不要命的、更怕不要臉的。這是人類文化史上最丑陋的一頁，然而它還沒有走到盡頭，甚至在東方，也已經建起了他們顛覆古典主義的一座座堡壘。在文藝上，一個本能拒絕丑惡的民族——中華民族，也漸漸受到后現代主義的浸淫。
　　
　　縱容丑惡的藝術和縱容社會的犯罪有著同樣不可寬恕的罪孽。后者可能是吸毒、嫖娼和賭博，可能是陷井、恐怖和仇殺；而前者則無例外的是摧毀人類健康的心靈。塵穢視聽的直接后果是人們對藝術丑惡和社會丑惡界限的日趨模糊，在習以為常的歷史慣性下，使整個社會一步步沉淪到不可拯救的深淵。據某些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家宣稱，人類只有通過對丑惡的描繪，才能清楚看到自身的不可救藥，這和罪犯的遁詞毫無二致；社會是因為有了你才黑暗的，而你不是火炬，不能因為你的光照而看清社會。
　　
　　我們決無與藝術上以丑為美的觀念兩立的任何談判條件。那些極其陰暗、表現人類兇殘血腥和荒淫無度；表現心靈曲扭變態和仇恨一切；欣賞社會整體失序和人倫全面喪失；以恐怖殺戮為英雄，以性亂無恥為至樂；仇視往昔人類所有美好的整體記憶——屬于全球的寶貴傳統，這已成為二十世紀的文藝上排空的濁浪。不僅美術界如此，以丑為美還無遠弗屆地大肆向其它領域滲透。音樂，除去有少數的無法取代的天才喉嚨如帕瓦羅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等支撐著將傾的大廈而外，先鋒的音樂流派不僅忘卻了古典大師貝多芬、巴赫、莫扎特，而且忘記了印象主義的德彪西等人，對旋律、和聲和節奏的全盤否定，只能帶來嘔啞嘲哳難為聽的噪音。六十年代以降，由“甲殼蟲”之名掀起的搖滾樂，四十年來已風行世界的所有角落，與其講那是音樂，莫如說是一種綜合性集體嘶喊和起哄。莫名其妙的燈光閃爍著，奇裝異服和刺猬般的發型是他們所共愛，彈著吉它的過分夸張的動作和未經訓練的嗓音，沒有一絲令人欣慰。而伴舞者則概莫能外地佝僂著、拳曲著身軀、抖動著雙肩，盡可能地張開五指，怒不可遏地指向觀眾，似有深仇大恨，口膏則黑色居多；聽眾的如癡如狂，使我深感集體性無意識和集體性盲動的可怕。我們曾談到在人類健康的童年所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那時健康和審美是高度和諧的，今天我以為，所有競賽以追求人類體能極限為標準，這就包含著損害身體的潛在危機。沖融和穆的氣氛被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籠罩，不快的事時時發生。而奧運場外的競賽如世界拳王之爭，則更大悖體育運動之神圣宗旨，完全是金錢鼓動著四肢極為發達的血肉之軀的你死我活的毆打，這不免使我想起古羅馬的斗獸場。如果我作為局外人，對人類的體育活動有著建議權的話，我想二十一世紀應取消拳擊運動，因為它對人類的向善之心，無補而有害。當泰森咬下霍利菲爾得的耳朵的瞬間，全世界的歡欣鼓舞和奔走相告，那絕對是人性惡的一次全球性暴露，人們的歡快多于驚訝，甚至沒有譴責。美國巧克力商人不失時機地推出缺一大塊的耳朵形巧克力，名曰“世紀之咬”，這是一件以丑為美的典型事件。當然，人類美的誤區豈止于此。
　　
　　藝術的具有個性和荒誕不經之間并無共同之處，但是當一個藝術家在否定了一切人們所能共同接受的原則之后，無異于自外于傳統、自外于人群，甚至自外于昨日之我。的確不同于古人、今人和昨天的自己，的確是又日新、日日新、茍日新，然而這樣追求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奇丑，因為人類的集體記憶——不朽的、偉大的傳統，對丑陋是一次次過濾過的，你以為過濾之后只剩下無色無味的蒸餾水嗎？啊，那可是您的孤陋寡聞了。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造就了無以數記的天才，照我看，凡是天才就決不眩人以巧言令色，他們都會在大自然前表現出由衷的謙遜；他們都不會反對柏拉圖的“摹品”說，摹仿自然了，可恥嗎？科學家們仿生了，可恥嗎？就是這模仿，有分教，也有軒輊。莫奈的劃時代之作《日出印象》大可盈尺，但它卻開印象派繪畫之先河，難道莫奈不是一種天才的摹仿嗎？即使如此，我不以為莫奈的這幅作品真正能超越日出之時的感受，那是光焰無際的宇宙交響，莫奈能做到與天地精神相往還，已是難能可貴了。“江山如畫”這是中國文人的狂悖之詞，“畫如江山”才是人們應竭盡畢生之力所能達到的境界。八大山人的畫，那才真正是超天才的“摹品”，他的范本是天上的飛鳥、水中的游魚，他和莊子一樣知道它們，莊子知道它們的快樂，八大知道它們的痛苦。
　　
　　我們再看一看柏拉圖創建他的“摹品”說時，古希臘的作品：公元前六世紀的古拙時期大理石男性裸體像，極盡精確、無懈可擊，我們可以認為它過于刻削求似，然而我們靜言思之，它所體現的肅穆、安謐和祥和，不正是古希臘藝術精神之所在嗎？再看公元前五世紀希臘古典時期的銅雕：擲標槍的人那種寓動于靜的無限和諧，那是體現于身體的每一部分肌肉微妙變化之中的，這樣的“摹品”是一般的依物描象嗎？更不必提那些美術史的奇跡：公元前五世紀帕德嫩神廟的淺浮雕、公元前二世紀泛希臘時期米羅島的維納斯了。維納斯胯骨微傾，右腿支撐著身體形成了脊椎骨的弧度，那種女性的健美、柔和與圣潔，不禁使您驚嘆人體果然是造物的杰作。那含而不露的、瀟灑下垂的衣紋，我想在人類的歷史上有兩個人可以差強相近，那就是意大利的彌蓋朗基羅和法國的羅丹。啊，先哲柏拉圖，您的“摹品”說從來包含著描寫、表現、創造和遐思，這條美的、生生不息之線，從希臘走向羅馬，走向歐洲大陸，走向俄羅斯，一切對它的輕謾，歸根結蒂是來源于無知。
　　
　　在中國，把創造主體——“人”和創造客體—— “物”或大而言之“天”，是當作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來理解的。文藝創作，無論文學、繪畫、書法都把自然當作一個直觀的、可以和心靈合而為一的對象來對待。我們在讀了很多西方的聱牙詰屈的理論之后，回過頭來看自己的文論、詩論、畫論，不由自主地感到清風徐來的快意、醍醐灌頂的清醒，茍若廢話太多，實在是創造之障。一千五百年前劉勰的《文心雕龍》，恐怕不是后現代的高論所可以輕忽的；他說“思理為妙，神與物游”，這兒我與物之交融，就遠遠超越了勉強的捏合，妙就在這“游”字。這種主客體的契合，是無法用其他字來描述的。劉勰又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這“搖”字之妙在于充分表現了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動，而這種感動是與大自然的瞬息萬變（“物色之動”）相諧合的。劉勰更進一步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這就說明了創作活動是一種十分主體性的精神活動，而這種精神活動，依然不會離開目之所見（“目既往還”）。難道人們會如同相機那樣去靜攝“摹品”嗎。的確，我們不欣賞那些不與物游、心亦不搖，更不吐納的笨伯們的“摹品”，譬如令人垂涎的光亮葡萄等等畫作，這在中國和西方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它們；當然它們不會像塞尚的蘋果，那樣使我們目迷心醉。在中國，對“摹品”的闡釋固然不似西方那樣邏輯地推理，那是因為東方的語言對事物那種大而化之的整體把握，以及言忘意得的話語快感，也許使西方人費解，然而其精粹往往是與西方大師們的精論相通的。劉勰的高論，無疑發軔于莊子。莊子以為美存在于天籟、地籟和人籟。“籟”，是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感覺，這感覺是未經人工雕鑿的天成畫圖、水面文章。而真正能穎悟這“咸其自取”的聲音氣息和氛圍的先決條件是認識主體的人自身的物化，一種與萬物齊一、無隔無封的狀態，只有這時，才能“不失其性命之情”（意即不失天然的情性、不失生命的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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