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維，是文藝理論史上一個基本的命題。又稱藝術思維。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別林斯基。關于形象思維的內容，文藝理論史上并不統一，關于它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也有爭論。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出現過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但都是學術性的。鄭季翹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維，把它當作“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來批判，說它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一個認識論基礎”，是“某些人進行反黨、反馬克思主義活動的理論武器”。學術問題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明顯體現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氣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維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邏輯”，也是不符合主張形象思維的觀點的實際的。

人們知道，深譜詩歌創作規律的毛澤東，一向是主張用形象說話，不主張簡單說理的。就在鄭季翹文章發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的信中，毛澤東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聽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

正因為毛澤東對形象思維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張“要用形象思維方法”，所以，鄭季翹的文章剛一發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兩次對其進行評說。看來，毛澤東是明顯不同意鄭季翹的觀點的。他說“不大好懂，沒看完”，其實就是一種態度。

1978年1月，《詩刊》發表《毛澤東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加在霍松林頭上的種種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機會。此時，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動筆了!

1979年，《文藝研究》第一期發表了鄭季翹《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解釋文藝創作》一文。文章不僅繼續為發表于1966年《紅旗》上的那篇文章辯護，而且采用無限上崗上線的一貫做法，用政治帽子壓制學術研究。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文藝界剛剛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必將夭折。

當時，隨著對“黑八論”的平反，全國文藝界對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任《陜西師大學報》主編，后任陜西師大黨委書記的謝振中先生走進霍松林家，力邀他為學報第4期撰寫一篇關于形象思維的長文，在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中撥亂反正。當時，距師大學報第4期的發稿時間已僅剩下八天了!

那時，霍松林才剛剛獲得徹底平反，各項知識分子政策尚有待落實，家中仍可說是“蝸居”。沒有科研條件，他白天就全天伏在平房后院內的一張小飯桌上奮筆疾書，晚上則“焚膏油以繼晷”，每天的寫作時間都在十六小時以上。八天之后，一篇題為《重談形象思維——與鄭季翹同志商榷》的兩萬多字的長文面世了!學報編輯部立即拿去排版!這篇文章，不但旁征博引，對形象思維理論重新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發，而且鞭辟入里，對“文革”以來反形象思維的種種謬論及其危害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反響極大。

全國著名美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先生給霍松林來信說，讀君作，“大有暑天飲冰之感!”記得事后有人稱贊道：“霍先生就是腦子靈，筆頭子快。”但是，他的家人都清楚，“十年浩劫”中，當他被造反派輪番批斗、抄家、游街時，當他被放逐到涇陽農場牧羊時，霍松林早已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為這篇文章打腹稿了。這篇文章，霍松林已在胸中整整寫了十年!

“形象思維”在當代中國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當它處于學術爭鳴的范圍內時，是學術民主、思想解放的良好時期;當它溢出學術范疇，演變成敵我性質的政治斗爭時，也正是學術尊嚴、真理良知遭受踐踏的非常時期。今天反思這個問題的意義在于前事不忘，后世之師。(蔣鵬舉《霍松林先生與上世紀我國形象思維理論的論爭》)

如今，關于“形象思維”的論爭已經塵埃落定，是非曲直早已有了公論。回憶當年因為學術爭論而橫遭迫害，霍松林先生對往事仍然了了在目，只是在平靜的語氣中，還隱隱透露出當年那場論爭的激烈。

巨鐘重鑄振唐音 一代騷壇唱大風

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學，秉性愛詩，從十五六歲就沉潛于詩詞創作，大學時代從師于著名詩人汪辟疆、胡小石、陳匪石、盧冀野諸先生，并受知于于右任先生，詩名遠播，飲譽騷壇。在以后的歲月中，霍松林始終沒有間斷詩詞創作。1988年，他把陸續搜集到的舊作和抄家后的新作編為《唐音閣吟稿》，約600首，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后，臺灣百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用繁體字直行排印出版，改名為《唐音閣詩詞集》。

《吟稿》共收詩6卷，詞1卷，其中詩約530首，詞44首;在各體詩中，五、七古近百首，五律50余首，七律100余首，五、七絕280首。

從表現內容看，舉凡國計、民生、親情、友情、個人際遇與感受，乃至山川勝跡，無不納入作者視野，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乃是對民族歷史行程和個人際遇的反映。從藝術特點看，《吟稿》諸作或激情奔涌，雄放不羈，或深沉渾厚，境高意遠，或含蓄蘊藉，一往情深，具有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尚永亮《浩氣由來塞天地 高標那許混風塵——霍松林先生學術傳略》)

正如程千帆教授所說：“松林之為詩，兼備古今之體，才雄而格峻，緒密而思清”，卓有眾體兼擅的大家氣象。

劉君惠先生在為《唐音閣吟稿》所作的序中說：“松林游嵩山少林寺有‘巨鐘重鑄振唐音’之句，尤昭昭然自明本志矣。松林之標舉唐音，在《吟稿》中累累申其旨趣：‘須抒虎虎英雄氣，要鼓泱泱大國風’，此松林所以頌唐音也;‘論文今始窺三昧，管晏經綸稷契心’，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翡翠蘭苕雖可愛，還須碧海掣鯨人’，此松林之審美觀，亦其詩境也;‘立志仍須追稷契，傳薪豈必效黃陳’，此松林對詩歌發展史之卓識也。舉此數端，可以概見唐音閣詩學之指歸矣。”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諸如屈原、杜甫等不少偉大詩人，用自己充滿激情的詩筆記錄民族的災難、社會的變遷，代萬民發心聲，為時代做詩傳。霍松林先生是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專家，他清楚了解這個道理并深有體會。因而他的創作也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這從他詩作的題目中就能看得出來。如《蘆溝橋戰歌》、《哀平津，哭佟趙二將軍》、《聞平型關大捷》、《八百壯士頌》、《驚聞南京淪陷，日寇屠城》、《喜聞臺兒莊大捷》、《驚聞花園口決堤》、《欣聞日寇投降》、《解放次日自南溫泉至重慶市》、《“文革”書感》、《“文革”中潛登大雁塔》等等。時代造就了詩人，詩人也以他的詩作為時代的進步、為國家的富強、為民族的振興而吶喊、而謳歌。而且，這些作品，一如歷代杰出詩人的優秀詩篇一樣，總是充盈著真實、飽滿、充沛的感情。(劉鋒燾《霍松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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