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 有此一說。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應邀赴美國出席“亞洲文化展示會”，作書法講學并舉辦個人“墨跡”展，一尺見方的紙上寫一個字，就是500美金，那時折合人民幣4000多元哩。但我從不把它看成自己的潤格，只視為偶爾為之而己。2012年7月，受朋友“鼓動”，我在上海“朵云軒”舉辦個人墨跡展，這是商業行為，心里沒有底，結果出乎我的意料，開幕式一結束就賣了80多萬人民幣，我心里明白，是觀者認可我的字，朋友認可我這個人!至于別人的潤格如何?我不妄加評論，這是人家的自由。有的有價無市，炒作而己，也有周瑜遇到了黃蓋，這都很正常。我不善于也不屑于營銷自己，臉皮雖皺但薄，從不主動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推銷、叫賣自己的字，但也不排斥、拒絕出售，一切順其自然。

記者：看來您的心態和別人不一樣。

闕： 確切地說，我和別人既一樣，又不一樣。所謂一樣，對利益都有需求，因為生活中沒有錢是不行的，現在宣城紙貴，湖州筆貴，徽墨也漲價了，再貴也得買。所謂不一樣，我不頂真計較，收不收費，收多收少，往往根據書寫的用途而定。一般地說，凡是“公”家、商業行為，或用作禮品的，我是有償服務，其潤格協商而定，雙方都高興。至于朋友喬遷、做壽、婚慶之類，我當然無償了，前提首先是“朋友”，毫不相干的人不在此列，我十分珍惜朋友之間的友誼，因為友誼是無價的。說真的，我為朋友寫過不少字，大多裝裱好，配上鏡框，朋友客氣，要付工本費，我說：“算了，衣服料子都不要錢，做工算什么?”雙方哈哈一笑。再說，一張字你收普通百姓好幾萬元，人家交不起，我也不忍心，如果只收幾百幾千元，對照同行又感到難為了自己，干脆不收算了，覺得這樣反而心安理得。

記者：您講的和您做的都讓我感動，難怪了解您的人都說您是“非常用心地追求藝術，非常用心地做人，非常用心地交每一個朋友，非常用心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關心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獻出自己的愛”，“四個非常”高度勾畫了您的形象。

闕： 那都是朋友給我打的“感情分”，是對我的朂勉和鼓勵，我哪有那么好啊，實在慚愧!

記者：剛才說到，您“尤其關心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獻出自己的愛”，能否介紹一二呢？

闕： 中國文化的最高坐標是“仁”，最低底線是“恥”，所謂“仁”，就是愛人，我被人愛過——父母之愛，朋友之愛，社會之愛等等，那當然也要愛別人。開頭我就說過，我從窮處走來，我的身世決定了我的個性，我同情弱者，特別體會他們的苦衷。我有今天，不是我個人有什么能耐，是黨的培養，社會的關懷，師長的教導，朋友的幫助成就了我。感恩是必須的。不知感恩的人，不知恥的人，還算什么人呢?所以多年來，只要我能做的決不推諉，河南一青年教師換腎求助，山東一位同道妻子住院，需要謝人，我都每人寄出6幅字，6幅即祝福他們六六大順，早日康復，同時，我還付上一紙，“只要我的字能換錢治病，盡管說。”老區孩子要讀書，有的殘疾人要生活，他們有求，我必應，就在去年，我接到一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是要收藏我的作品，我說，你了解我的字的潤格嗎?她說知道。“收藏”者上得門來，先展示重病兒子的照片，又敘述著生活的艱辛，哪里什么“收藏”?明明是來討“字”的，我明白了原委，批評她不該說假話，欺騙了我，理應拒絕，但人家確實有難，還是當場寫了“厚德載物”四個字送給了她，分文未取。有人說我太好說話，我想，不就是舉手之勞，寫張字嘛，我快樂地寫字，每年都要應酬若干幅。當然，做快樂的事，也有不快樂的時候，那就應酬的每一幅字，都是用掛號寄出，但不少是泥牛入海，連個回信都沒有，這樣的名單手上一大串，覺得被人忽悠了。但一想，算了，社會上魚龍混雜，什么人都有，只要我不負人就行，何必計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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